跨行做律师，需要多大的勇气？

如果让你放弃深耕了近10年、驾轻就熟的职业，从头开始一份充满荆棘与未知的新职业，你有多大的勇气迈出这一步呢？

你是否真的能放弃过往的荣耀与资历，从零开始？

相比其他行业，自带“高精尖”标签的律师圈门槛更高，但同样也遍布“案源之争”“价格战”“专业化”的压力。对于刚入行的“新人”们而言，更是有着不少“坎”需要跨过。

而他们，却愿意扛着压力，投身法律圈，一点一点地在律师业站稳脚跟。

工程师

律师

哈晓玲

建纬（西安）律师事务所

“家里人都说我年纪不小了，在造价咨询行业做得也不错，突然放弃这些，从零做律师，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年过30岁的女性转型不易，如果不是她对于律师行业的执着，便不会有“哈工”到“哈律”的转变。

哈晓玲是一位非典型的“理工科女性”，相比电视剧塑造的刻板女性精英形象，她兼具冷静自持的理性和对生活与挑战的热爱。

2016年，是哈晓玲第一次有了转行做律师的想法，“行动派”的她花了一个半月备考国家司法考试，结果也显而易见——“没通过，法考真的挺难的。”她笑笑回忆道，“当时的自己，也没想着靠复习一个半月就拿到证，毕竟自己对法律只知道一些皮毛，主要还是想先体验一下法考的难度。”

谈起想要转行的原因，是源于她在承接一些工程造价司法鉴定的项目中，由于造价工程师缺乏法律体系知识出现了不少“问题”。

例如，合同约定不明或合同条款前后矛盾的时候，因为不具备法律体系知识，往往不知道怎么办；旁观办案律师与法官交流司法鉴定具体争议项的时候，如果因为律师不掌握造价咨询专业知识而没抓住技术问题的核心，往往就很难说服法官……

“那时候，我就想，如果一个既有造价咨询专业知识又懂法律的技术咖，处理建工类案件应该会游刃有余一些。”

让哈晓玲坚定转行做律师的契机，出现在2018年上半年的一次业内会议中，她认识了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建纬有不少从建筑工程专业转行的律师，不仅转型成功，而且不少都成绩斐然。

“遇到建纬，我就知道，时机到了。”哈晓玲说。这一次她做了万全的准备，用半年时间准备法考，通过后就立马先加入了西安建纬分所实习，通过实习后竞聘至上海建纬总所工程总承包业务部。

虽然在工程界，哈晓玲已经是有十几年经验的“资深前辈”，可在法律界，她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律界小白”，跨行后的“不易”也马上显现出来了。

“一开始最难的地方在于，需要具备‘跨行’的知识储备，按流行的说法就是‘你永远赚不到你认知范围之外的钱’。”律师这个职业的特性，也决定了律师本人需要经常拿出时间学习。

作为“半路出家”的新人，哈晓玲更是需要花费比其他律师双倍甚至多倍的时间学习，再加上明显比造价工程师更大的工作压力、要应对更多人和事的社交要求，“没点毅力可能真的坚持不下来。”

2019年，刚到西安建纬分所实习没多久的哈晓玲，接到了一个冲着建纬品牌来的当事人电话。“那位当事人上来就说，需要安排一位主任级别的律师和他聊案件，可那天刚好主任级别的律师都不在，主任就委托我先负责接待。”

这是一个由实际施工人起诉总包要求支付工程款，总包反诉其超付工程款的案子。当事人便是实际施工人，该案一审判决已经下达：认定总包超付，判令实际施工人向总包返还几百万工程款。

这是哈晓玲第一件自己负责具体工作的案件。此时，距离二审上诉期结束仅剩10天。“时间特别紧张，那些天我几乎是连轴转，就为了能帮助当事人准备好上诉状。”

这10天，她不仅梳理出该案一审败诉的主要原因，还反复研究一审多份结算等大体量证据材料，找到上诉突破口。最终在没有任何新证据可提交的情形下，二审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裁定发回重审。不仅为当事人赢得了程序上的胜利，其本人也获得了律师生涯第一个客户的高度认可。

对于女性来说，年龄的因素总萦绕不开，但哈晓玲认为：“现代的女性早就和以前大有不同了，我们不仅追求物质上的独立，我们还追求精神上的独立。”在她眼里，女性并不是一个只能围绕家庭，或是寻求安稳即可的角色。

坚定的信念和超强的行动力，是支持哈晓玲成功转型的原动力。执业的第一个15年，哈晓玲以工程师的身份在业内打下一片天地，在未来，她也将会以“工程师+律师”的双重身份创造属于她自己的全新舞台。

医生

律师

江军

瀛泰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江军与法律的结缘看似偶然但又冥冥注定。那年，他的太太在国外做访问学者，他自己一人在国内比较清闲，兴趣使然，去报了“法考培训班”，竟然一次通过。

“拿到证，不用，好像有点亏。”这是他萌生转行念头的起因。那时他已经做了9年医生，再有一年就可以成为副主任医师，职业前景近在眼前。

“当时辞职，确实是带着冲动。”江军并没有避讳，在一个行业深耕了快10年，突然转行没有一点点“猛劲”，可能还真做不到。

在很多人眼中，江军这一决定“难以理解”。但尽管朋友一再劝解，医院领导再三挽留，理科出身的他却没有犹豫，他十分明白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律师这行，转行前的江军是不折不扣的“门外汉”，医生只需要在医院做好本职任务就好——病人上门，医生看病。可律师，是需要案源的。就像所有刚踏入律师圈的年轻人一样，他也被“案源”这座大山挡了路。“一开始真的没有考虑过案源的问题，就一头扎进来了。”

因为需要案源，第一个不适应在于：律师工作方式和做医生完全不一样，做医生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万事不求人；律师则是要频繁地与人沟通，去争取案源或者争取他人认可。

第二个不适应则是：江军在医院里已经是“老师级”的资历，带了不少学生，也逐渐承担了科室的管理工作，有资历、有经验；可在律所，和他同期的律师都是年轻人。“那时我已经30多了，我周围的同事都比我小10来岁。”虽然与年轻人待在一起很有活力，但是压力也是成倍增长。

转行的初期，江军笑称：“真的太痛苦了。”但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8年，刚执业一年的江军接到一对夫妇的委托，希望他能代理女方生产却因为剖腹产导致孩子夭折的案子。这个未出生夭折的孩子是这对夫妇得来不易“礼物”，失去自己的孩子无疑是给这个家庭当头一棒。

他知道，因剖腹产而死亡的孩子多少先天身体就不太好，这个案子不好办。“可委托人当时十分诚恳，我无法拒绝这样的信任。”

接下来半年时间，江军全心扑在这个案件上，只为能找到突破口。“虽然剖腹产致婴儿死亡事件的普遍认知是婴儿先天疾病，但经过调查和取证，我发现医院在整个医疗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大量的证据、详实的案件资料，让他赢得了这个案子。该案因为推翻了行业内的普遍认知，成为了当年央视一套《今日说法》栏目特别介绍案例。

也正是这个案子，江军慢慢地开始获得了不少同行的认可、客户的青睐。“不仅仅是行业内的，包括我的朋友家人也都认可了我转行这件事情。偶尔家庭聚会，也会听到亲朋好友说我‘律师做得还不错’。”江军笑着回答，获得他人认可的成就感助推着他继续向前走。

2013年，在行业内摸爬滚打了7年的江军，加入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如今已是瀛泰高级合伙人、健康与生命科学团队的负责人。

2021年，瀛泰以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与经济全球化深度融合、与新经济模式深度融合为发展方向，其所带领的健康与生命科学团队更将以行业发展为驱动，与其他团队协作发展，深度融合进国家健康与医药器械行业蓬勃发展的大势之中。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江军认为作为律师应当信奉的准则。转行这件事，除了当时的那点“冲动”，更多的还有“情怀”——对医药行业的执著，对法律行业的向往，对未来事业的憧憬。

看好医药械领域法律服务远景的江军则深信：没有远见的行动是噩梦，没有行动的远见是白日梦，未来的发展之路始于他们团队坚定的脚下。

法务

律师

刘学选

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您如何看待40+岁转行这件事呢？”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创业’。”

如果说从律师转型成为法务，在法律圈并不少见，那反其道而行，从法务转型做律师的例子呢？远远低于前者。在不惑之年进行“转型”的就更少了。

在2018年前，刘学选的身份是企业法务。常驻马来西亚、意大利、苏丹、美国等国家工作多年的他，曾先后在阿尔斯通、通用电气等世界500强外企、中石油、中海油等大型央企任职。

光鲜亮丽的简历背后，是其对行业与法律的双重把握，不仅对能源与基础设施行业的了解，对于法律服务也有独道见解。

在法律圈内，总有“律师不懂行业”的声音，可刘学选却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律师不能懂行业？”这也是他萌生“转型”的起因。

与他平时工作时的冷静与缜密相同，转型做律师这件事，刘学选思考了整整一年。“40岁了，做事情总不能脑门一热就去做，会想得更多一点。”

这一年，刘学选回顾了二十余年的法务职业生涯，在名企工作过，也去过不少国家、合作了不少律所，律师对于他来说并不是陌生的职业。他细细整理了自己的优势：

当这三点想法一一出现在刘学选的脑海中，他知道，可以尝试去做一些改变了。

对于早已在法务圈如鱼得水的刘学选，脱离“舒适圈”无疑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不过，他却并未觉得“艰难”，他将这次的转型称为他的一次“创业”。

“从40岁开始做律师，为时不晚，我见过很多国外律所的合伙人，40岁依然在行业内活跃。”刘学选笑谈道，用自己20年的工作经验做一次“投资”，并不吃亏，“更像是转换一种身份工作。”

“在企业里，员工的职业生涯是跟着企业发展的情况而定的，可律师的职业生涯却可以更长。”刘学选说，在企业工作，到了60岁后员工就要考虑退休问题，但是在律师界没有“退休”的概念。而且一名优秀的律师不仅仅是需要专业能力，也需要依赖长期实践过程中累积的经验。

即便法务与律师的工作有不少相通之处，但也依旧存在一些差别。首先体现的是心态的转变，如何很好的从“甲方”转为“乙方”。其次，是客户和人脉资源的积累，这一点对从法务转型的律师来说，是明显的劣势。如何克服并解决这两点，是法务转型做律师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刘学选谈道，“好的律师是公司业务发展的重要支撑，选择合适的律师是也是法务管理工作的重要业绩。我对专业精深、懂业务、懂行业的律师是非常尊重的。”至于律师客户的开发和人脉资源的积累，刘学选也大方承认，这是从法务转型做律师的一个软肋。

在刘学选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转型做律师后，必须进行适度的自我营销，可以通过写一些文章展现自己的专业能力，以及参加行业的探讨会等以扩大团队的影响力。

扬长避短，方可在竞争激烈的法律服务界站稳脚跟。有着资深法务经验的刘学选马上便调整好了状态，“很多人只是听到‘案源’俩字便将自己困住了，事实上，法务经历在这方面也有优势。”

在专业能力上，刘学选认为很多企业法务的法律服务与律师并没有相差甚远，甚至在公司主营业务方面，不少资深法务会更有“先天优势”。“一些资深法务从业经验超过20年，做过数十个大型国际工程项目的法律服务，只要稍加整理，我相信这样的法务如果进入法律服务市场，一定会是顶尖的律师。”

其次，从法务出来的律师更加懂客户的需求，懂业务，也懂行业。有法务背景的律师对什么是真正的风险理解更加深刻，给出的法律意见会让客户觉得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第三，从法务出来的律师，与客户的沟通会更加顺畅。比如从外企出来的律师，与外企客户的沟通会有显著的优势，从央企出来的律师，与央企的沟通也会有不少优势。

法务背景的律师还有一大显著优势是，在企业从事法务工作的过程中，会跟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律所打交道，学习他们的长处，用到自己的律师工作中去。刘学选律师谈到，他去了近20个国家做项目和案件，结识了不同国家、不同法系的律师事务所，大多数都非常专业，通过和他们打交道，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在刘学选看来，中国的法律专业人士的流动应当是双向的，这对中国的法律服务是有好处。他鼓励更多的企业法务，尤其是资深法务进入律所，担任高级顾问或合伙人。

跨行，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事情。但这个挑战往往不是真的跨行后带来的“打击”——大部分人都败了“是否要转行”的“是否”选择上。

不管是经济原因、家庭原因或工作原因，这群带着破釜沉舟勇气或对于法律行业的情怀，加入了律师队伍。

和年轻的律师一样，他们也经历着案源焦虑、经验不足、专业知识不够、时间不平衡的压力，甚至还有“中年危机”。

可他们依旧乘风破浪、披荆斩棘。他们明白，这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