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代表委员建言：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填补传染病防治立法空白

今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话题成为广州市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同热议的焦点。

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能够防范和预警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提升防控和救治水平。在疫情防控的大战大考中，广州通过落实“四早”“四集中”的要求，将“联防联控”与“群防群控”相结合，实现依法科学、精准有序地进行疫情防控；但也暴露出重大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的短板，对衍生风险的研判应对还要全面加强、精准精细。

当下，全国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疫情在境外的扩散蔓延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国内个别地区仍然存在聚集性疫情。因此，经历过非典、新冠肺炎“两战”的广州，如何进一步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响应机制、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显得更加关键。

加固“保护层”

完善各层医疗机构建设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

不管是非典，还是新冠肺炎，公共卫生紧急安全重大事件与突发上呼吸道传染病关系紧密。为此，广州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广州市委员会副主委、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副院长郑劲平在发言时表示，建议加大力度支持和加速广州“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建设，增加传染病房等规划。

2016年,广州的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选址荔湾区大坦沙,预计今年内完成项目封顶，但受当年广州市水源规划影响,项目未考虑规划建设呼吸传染病病区。郑劲平建议，可通过新增或调整规划用地，增加独立呼吸传染病楼及附属设施建设。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建设用地依然紧张,如果要规划新建呼吸传染病病区,需要新增规划用地。”他说，“目前大坦沙工地东南边尚有一块约8000平方米，属于西郊村的空地,可满足新增呼吸传染病楼用地需求，建议按应急处理,特事特办的建设思路加快办理。”

在解决疑难病例、进行科学研究的研究型机构以外，广州市人大代表蒋厚泉关注到，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社区医疗机构在为上级医院分担医疗压力的同时，暴露出不少弊端与不足。

“社区防控既是最直接管控、服务居民的渠道，也是最贴近居民的安全屏障。”蒋厚泉说，“但社区医疗机构人力资源配置水平低，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社区医疗基础设施不完善，医疗素质相对薄弱，基本药物目录中药品品种不足。”

蒋厚泉提出，可以适当加大社区医疗建设的财政投入，鼓励社区医疗发展，加快现有社区医疗人员培训，鼓励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合理放宽社区药品品种，满足居民需求。他还建议加快全科医生的培养，开放社区医疗线上平台，方便群众就医；设立社区私人医生，实行提供“点对点”“一对一”服务。

澳门地区广州市政协委员、澳利高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陶天权则建议，创新探索区以下疾控机构与区级二级医院的院所合一模式，试点将区级层面的疾控和重大传染病监测逐步融入到区级二级医疗机构，逐步推行，并建立健全街道、社区、市场等各级公共卫生检查机制，“形成常态化，做到时时层层有人管，不留漏洞。”

安上“防震器”

健全法律体系加强保险保障

应对突发不明原因的传染病，有法可依能够最大最好地凝聚社会共识，但广州在公共卫生法律体系上存在短板。

“制定于1995年的《广州市传染病防治规定》，由于在传染病防治措施、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方面与国家传染病防治相关规定存在不一致,且落后于实际形势需要，2019年已被表决废止。”广州市政协委员、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沙辉在代表广州市政协社会法制民族宗教委员会发言时提到，“目前广州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地方立法暂时出现空白。”

他建议，及时启动传染病防治地方立法工作，包括将传染病防控关口前移,强化疫情报告及时性要求，同时设立分级预警机制,不同等级预警对应不同级别防控措施，明确建立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救治服务网络和不同响应级别的物资储备工作标准体系等。“尽快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根据广州实际情况制定配套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并实行动态管理,每3—5年进行修订。”

如果说，法律体系的完善将会帮助广州更加有序科学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那么在广州市政协委员、民建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华新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方颂看来，保险体系的完善可减小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的影响，加快经济复苏。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经济损失尤其是出口型制造业以及文旅、餐饮等第三产业损失惨重。”方颂在代表广州市委员会、广州市政协经济委发言时提出扩展保险责任范围，将重大突发卫生事件中的疾病纳入保险范围，以增强对个人和企业保障力度，通过保险机构实现市场风险管理和转移。

方颂解释：“个人方面，新冠肺炎作为新型疾病，未纳入重疾险和意外险的承保范围，甚至直接将传染病列为免除责任范围；企业方面，现有的财产基本险和财产综合险基本未将传染病停工损失列入保险责任，企业因疫情带来的营业中断、库存过期等损失，均无法通过保险弥补损失。政府只能通过出台财税金融政策来帮助企业挺过疫情难关，财政支出压力骤增。”

他建议将保险纳入重大突发风险防控救治体系，进一步明确保险机构责任，鼓励共同参与群体性和公共类风险事件的统筹保险解决方案。

“可设立普及型的传染病保险，通过统筹投保，让社会上更多人群来分散局部疾病导致的经济损失，从空间上调配非疫区对疫区的资源支持，提升社会总体应对风险的水平。”方颂说，“同时政府也可通过与保险机构合作，建立重大突发风险事件巨灾保险机制，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保险机构为政府提供紧急赔付，缓解财政压力。”

治“身”也治“心”

建立心理援助体系

今年4月，留学生梁晓飞（化名）从美国回来后，住进了广州的集中健康观察点，由于生活枯燥单一，加上本身的情感障碍史，情绪无处宣泄，她出现记忆力减退、思维不连贯等症状。为此，广州白云心理医院派出心理医生问诊，通过拉家常式的谈话，配以深呼吸、音乐放松等疗法，梁晓飞的情绪慢慢平稳，症状得到了缓解。

新冠肺炎疫情，带给人们的不仅是身体和财产的损害，还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造成长期心理疾病。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有着丰富的心理医疗、心理研究和服务资源优势。但在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市英东中学校长胡国胜看来，面对疫情期间心理援助需求的激增，广州仍然缺乏完善的心理援助体系予以应对。

在今年的广州市两会上，胡国胜代表民盟广州市委员会、农工党广州市委员会以及台盟广州市委员会带来了《关于完善我市公共心理卫生服务体系推进重大灾害心理援助服务有序开展的建议》。

“我们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平台，让民众可以便捷地获得心理援助服务，也难以辨别机构服务的真伪及服务质量。”胡国胜表示，“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经费支持，来自社会的心理援助服务也难以持续开展。”

近年来，自然灾害、疫病流行、战争、恐怖主义等国际或国家大中型灾害事件时有发生，许多国家纷纷建立起综合性的危机管理体系，比如新加坡内务部和卫生部在1994年联合建立国家应急行为管理系统，统一指挥各相关政府部门参与灾害心理卫生服务工作。胡国胜建议，“广州市也应构建由政府主导的重大灾害心理援助服务体系，应对突发公共灾害事件，维护社会发展稳定。”

与救治一线的医护人员一样，重大灾害发生时，一支专业的心理援助队伍同样不可或缺。胡国胜认为，“我们可以设立社会公共心理援助专项资金，用于完善重大灾害的心理卫生服务、社会公共心理科研、专业团队建设、人员培调、购买专项服务等，确保心理援助服务的可持续性。”

胡国胜注意到，民众在疫情期间出现的心理问题，大部分是与现实生活需求直接关联。“疫情期间，不少人因为买不到防护物资，担心被感染而焦虑，也有人因失去收入来源、家庭矛盾而担忧，这些现实问题只要实际解决了，心理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因此，他也建议广州加强心理援助服务平台与政府各职能部门、社会组织的对接和联动，及时发现民众的现实困难。”

【记者】郑慧梓 宾红霞 谭超 余嘉敏 刘冠南 傅鹏 李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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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