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编辑|观星

公元前8世纪，为了解决内部矛盾和外部争端，斯巴达合并了5个村庄，建立了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城邦共同体。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城邦是为了共同利益而生活在一起的男性公民集体。

而若将男性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生活，归根结底，需要一种组织原则，一种构建聚落及其居民关系的新方法。

一、斯巴达人的制度

在斯巴达，这种新方法是由宗教衍生出来的一套法律法规和组织制度原则。这套法律法规和组织制度形成于漫长的征服美塞尼亚的岁月之中。

体现了斯巴达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社会妥协，但斯巴达人把这一套制度归于一个神圣的立法者莱库古，并将其作为神来进行崇拜。

莱库古的立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从经济制度、政治体系到社会宗教体系都做了重要规定。

普鲁塔克指出，莱库古进行土地重新分配时，斯巴达的“绝大多数人过着贫穷和困苦的生活，全部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贫富极其悬殊的状况成为国家最大的负担而改革之后，斯巴达扩大了公民权的范围，成年男性公民即重装步兵。

每人都有自己的土地私产，大致20公顷，有7户黑劳士为其耕种，公民本身被禁止从事农业劳动、商业活动以及一系列消费行为。

在政治制度方面，斯巴达修订了“大瑞特拉”，建立了新的政治组织制度。

“瑞特拉”一词是斯巴达人对法令的称呼，是依照传统的意思，并不是成文法，相当于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的习惯法。

一个瑞特拉可以表示任何格言或公告，可以是一个协议或契约，通过某个神谕变成法律。

“大瑞特拉”突出了长老会议令人敬畏的权威，同时给了公民大会有限的否决权，建立了监察官制度，为公民大会和长老会议的贵族提供控制国王的庄里占据统治地方法。

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监察官制度是莱库古建立的。“大瑞特拉”意味着斯巴达建立了包括全体公民都要参与的公共事务决策机制，规定了包括国王在内的长老会与公民之间的联系。

这个机制意味着公民权产生了，并扩展到5个村庄的多数男性人口中。这个男性群体就构成了公民大会的成员。根据瑞特拉的规定，他们在固定的时间聚集在一起决策国家的事务。

大瑞特拉的制定和斯巴达城邦的建立意味着斯巴达从部落社会向国家的转变，从不稳定的社会关系向固定的、公开的机制的转变。

在社会制度和宗教传统方面，斯巴达形成了独特的军事和教育制度。每一个斯巴达人都要接受严格的公共教育，他们7岁离开母亲进人儿童团，接受严格的“够格者”教育。

20岁成为士兵，进入正规军事训练，过集体生活，一直服役到60岁。这种传统奠定了斯巴达社会最重要的军国主义特征。

莱库古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因为在普鲁塔克为其写的传记里，斯巴达人自己“也不清楚他的出身。

尽管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为纪念他做了很多努力，但这无疑也使莱库古的真实性变得愈发令人怀疑了”。由于莱库古改革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

从希罗多德到普鲁塔克，历史学家都自然而然地把“大瑞特拉”这部最早的成文政治宪法归于莱库古名下，也把这一系列对斯巴达社会的重塑归于莱库古名下，并将这一立法过程神化。

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首先强调莱库古改革得到了德尔菲神谕的支持，是在诸神的支持下进行的：莱库古，一个著名的斯巴达人，来到德尔菲咨询神谕。

他刚刚踏进神庙的大厅，皮媞亚就立刻对他说：宙斯所爱之人，莱库古，你到我的富有的神殿来了，宙斯和奥林波斯诸神都加爱于你，你是人还是神我将你视为一个神，莱库古。

此外还有一些人说，皮媞亚还向他宣告了一整套斯巴达人到今天还遵从着的法制。普鲁塔克也认为“大瑞特拉”是根据德尔菲神谕制定的，它既是法律，也是神谕。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斯巴达城邦的法律制度机制就被神圣化了。

普鲁塔克在《莱库古传》里还提到，当莱库古设计政治框架后，特别召集了一次公民大会，说“最后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等他请示神谕以后才能宣布他设计的制度”。

之后，他前往德尔菲，得到了神谕的答复是“他的法律极其优异”，他把这神谕抄录下来，派人送回斯巴达。

莱库古改革为斯巴达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对其历史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斯巴达社会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平等者社会和军国主义特征。

早在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已经宣称自身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同时宣称他们憎恨僭主政治，制定了反对僭主的政策。

在这个阶段，很多国家都经历了僭主统治，但是斯巴达没有，她所建立的平等人社会一直是其标榜的对象。

甚至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当现实已经逼迫斯巴达进行变革之时，他们也会为改革措施罩上“托古改制”的外衣，宣称当下的改变是为了回到莱库古的祖宗旧制。

公元前4世纪初，被流放的国王鲍萨尼阿斯写了“莱库古政制”，以实现他个人的政治报负。

公元前3世纪后期，在面临希腊化时期的城邦困境时，从阿基斯到克列奥美涅斯再到那比斯这三代国王励精图治。

推进在本质上非常激进的改革，但打出的旗号仍然是回到最初的政制上去。

斯巴达人固守传统，认为祖宗旧制不能改变，同时也发自内心地以这套政治体制为傲。这是斯巴达政制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变化甚少的原因。

二、宗教礼仪制度上的投射

宗教是现实社会的反射，宗教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对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会产生影响，同时也受到上层建筑其他方面的影响。

斯巴达在政治上实行两个国王的贵族寡头制度，双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那么表现在宗教里，斯巴达人对孪生兄弟狄奥斯库里给予了极高的尊崇。

宗教在斯巴达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不仅表现在仪式上，还表现在神庙建筑和圣物的地理分布上，可以看出斯巴达人对期盼得到超自然神灵保护的极度渴望。

他们所表现出的对神灵的极度敬畏似乎也是他们自身历史发展的动力。聚焦斯巴达政治在宗教礼仪制度上的投射，能让我们看清斯巴达城邦国家的特殊性和本质特征。

海伦崇拜本身带着浓厚的斯巴达特色，因为海伦是斯巴达的王后。

海伦的圣地在离斯巴达几英里之外的墨涅拉伊翁，这是她与斯巴达的国王墨涅拉俄斯—即她的丈夫—的共同圣地。由于海伦以美貌著称，所以对她的崇拜祈求的也是美貌。

希罗多德讲述说，斯巴达国王阿里司通娶的第三个妻子原来很丑陋，后来她的乳母经常带她去海伦的神殿去，并把她放在海伦神像的旁边，祈求改变她的容貌。

结果她获得了海伦的恩宠，长成了斯巴达妇女中最美丽的。所以，海伦就是女性和美丽的代名词，对海伦的崇拜反映了斯巴达女性对美貌的追求。

因此对她的崇拜主要与斯巴达女孩的教育相关，可能也与歌队的训练相关。公元前8世纪后期，在提拉普涅，斯巴达人建立对海伦及其丈夫墨涅拉俄斯的崇拜。

同时也建立了对她的两个孪生兄弟狄俄斯库里的崇拜。但是，在此地受到崇拜的海伦是几个海伦的合体，是掌管植物和生殖的女神及作为美貌代名词的海伦。

卡特利奇认为：“这个时期正是斯巴达人努力去重寻他们民族之根的时候，他们声称斯巴达是墨涅拉俄斯王国的合法继承者，就像荷马在史诗《伊利亚特》中所说的那样，以此来为他们不久前在伯罗奔尼撒东西部的领土扩张寻找合理化的依据。”

对海伦的崇拜就是寻找合法化起源的结果。海伦在斯巴达的宗教体系中是个特殊的支点。在传说里，她是宙斯的女儿。

她的母亲勒达与化身为天鹅的宙斯相会，生下了两个蛋，一个蛋里出生了克吕泰墨斯特拉和海伦，另一个蛋里出生了双生子狄俄斯库里，即卡斯特和波吕克斯兄弟。

以海伦为支点，斯巴达的神话传说逐渐延伸，与宙斯、奥林波斯山的诸神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也是由于以海伦为支点，斯巴达的宗教体系彰显了自身的独特魅力。

斯巴达的主要神祇在斯巴达，除了上文讲到的阿波罗之外，还有三个神非常重要：宙斯、雅典娜和阿尔忒弥斯。宙斯不仅是斯巴达的保护神，传说中的双生子之一还是他的儿子。

雅典娜在斯巴达也很重要，她与宙斯一起分享某些称号：“城市广场的保护神”、“外邦人的保护神”。在一些献祭中，雅典娜也与宙斯共同出现。

雅典娜最主要的称号还是“城市的持有者”或“城市主人”和“青铜屋的主人”，这是因为雅典娜在斯巴达卫城上的神庙装饰着青铜板，这个神庙是季提亚德斯的作品。

建设时间是在公元前6世纪末，是在一个早期的宗教建筑基础之上修建的。在斯巴达，对阿尔忒弥斯的崇拜是与对奥提亚的崇拜融合在一起的，最早的时候，她们是两个独立的女神。

奥提亚的圣地在优罗塔斯河畔，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就为她建立了神庙，另一个是在公元前6世纪70年代建立的。

在女神的圣地，考古学家找到了上万个古风时代的铅质雕像，这些雕像大致在2.5厘米到8厘米不等，表现的是带双翼的女性、武士、动物等等。

两种崇拜合并成对一个神的崇拜后，这个神被称为阿尔忒弥斯奥提亚。阿尔忒弥斯奥提亚圣地有一个剧场是对年轻男子进行初次惩罚的场所。

这些青年男子从神的祭坛偷走奶酪然后得到鞭笞。后来，在罗马时代，惩罚可能变得更为严厉，要求打到皮肤上见血才行。

所以，普鲁塔克说，有时候，他们会为了获得胜利而被鞭打致死。

三、斯巴达的社会系统

公元3世纪的时候，在女神的圣地上还建立了石头剧场，它的功能也是为了满足观众来观看斯巴达年轻人如何被折磨的。

而这种方式也成为一种过渡仪式成为斯巴达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尽管从留下来的资料来看，对阿尔忒弥斯的崇拜最令人迷惑，在希腊世界里也引发了最热烈的讨论。

而实际上，这种崇拜与斯巴达人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远远超过了他们与“城邦保护人”雅典娜的关系。

所以，对阿尔忒弥斯奥提斯圣地的挖掘被认为是最能反映出斯巴达宗教礼仪制度的特色的。除了女神外，也有其他的男神保护着青年男子的行动。

阿波罗保护最初的同性关系。在普拉塔尼斯塔岛，在群体训练时，彼此对打之前要对英雄阿基琉斯进行献祭。

实际上，对某个主要神祇的祭祀节日中，会涉及到其他神祇，并通过这种方式编织了诸神之间的关系网。

比如，在祭祀阿波罗的叙阿琴提亚节上有一个仪式，每年都要给阿波罗换一件袍子，这个袍子是在勒斯庇德的圣所里编制的，而勒斯庇德是双生子狄奥斯库里的妻子们的合称。

斯巴达的宗教礼仪制度与战争，斯巴达拥有希腊世界最强大的陆军，用以镇压国内希洛人的反抗和进行对外战争。

而战争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活动，人们履行很多种宗教仪式就是为了获得神的特殊护佑。对斯巴达来说，战争本身是最大的献祭行为。在队伍开拔前，要为神和英雄献祭。

在战场上要面对敌人时，他们会把羊群赶进战场，大规模地宰杀牺牲，同时向先知进行特殊的献祭以求获得神意。

战后，胜利者会竖起一个战胜纪念柱，把掠夺自敌人的战利品，如盔甲、武器、盾牌和矛等物挂在纪念柱上。

这种做法有些像是狩猎的习俗，即将猎物的皮、头颅和角挂在树上。战胜纪念柱象征着“赐予胜利的宙斯”，而宙斯是胜利之神。

如果在战斗之前或者期间发了誓言，那么，在战后会有进一步的献祭，献上还愿的礼物，甚至建立神庙，通常情况下，胜利者会把掠夺物的十分之一献给神。

斯巴达在宗教实践和态度上，与其他城邦存在着很多差异。而最大的差异是，他们比其他城邦更迷信神与战争之间的关系。

希罗多德在《历史》里，记载了两件事，都表现出斯巴达人对神的虔诚和盲目的相信。

一是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中，他们认为当时的月相出现了不详的征兆，所以就不能派出军队进行援助。

二是在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战役中，他们由于正在举行卡尼亚祭，也没有派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只有300斯巴达战士开赴前线。

在色诺芬的笔下，斯巴达人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也异常虔诚。无论是在穿过河流、边界，还是在一场战斗即将开始之时，他们都要先举行祭祀。

他们还对与军事有关的预言特别敏感，通过观察动物的内脏来获得各种征兆。如果征兆预示不宜行动的话，即使一场生死攸关的战役迫在眉睫，他们也会选择推迟、中断或取消。

色诺芬就曾记载了一位斯巴达的指挥官，他做了四次祭祀，才得到了一个吉兆，然后才敢有所行动。所以，在斯巴达城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礼仪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于赫拉克勒斯、海伦的神话传说为斯巴达城邦的起源做了合法化的解释，斯巴达最重要的三个节日都是对阿波罗的崇拜。

反映了最初5个村庄合并成斯巴达城邦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构建的共同的宗教信仰。

莱库古改革奠定了斯巴达城邦政治、经济和宗教礼仪制度，而他的改革又是在宗教的神秘氛围中进行的，并不断通过德尔菲神谕增加了立法的神圣性和权威性。

斯巴达城邦崇拜的神有很多，如阿波罗、海伦、阿尔忒弥斯奧提亚、雅典娜，虽然这些神也是古代希腊世界共同信仰的神，但在斯巴达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表达了斯巴达政治结构、军事制度和社会结构中的某一种神圣性，是城邦体系在宗教礼仪制度上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