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当事人授权或同意，律师或调解员打电话算不算违规呢？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借贷纠纷呈现出跨地域、规模化特征。在此背景下，金融平台委托第三方民办非企业调解机构开展跨区域调解的模式迅速铺开。这种新型调解机制在提高纠纷处理效率的表象下，却暗藏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结构性矛盾。调解机构的社会组织属性与商事调解功能的错位，调解员专业资质的模糊界定，以及个人信息处理的合规性危机，共同构成了当前金融纠纷调解领域最尖锐的治理难题。

调解机构的双重身份困境

第三地民办非企业性质调解中心的兴起，源于金融纠纷跨地域化解的现实需求。然而，这类机构在法律属性、功能定位与运营模式之间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核心问题。其作为“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与“商事调解服务商”的市场化运作之间的冲突，不仅导致调解行为失范，更引发了公众对调解公信力的质疑。

法律属性与功能定位的错位民办非企业调解中心的合法性基础源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其法定职能应为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然而，实际运营中，多数调解机构通过承接金融机构的批量调解业务，形成事实上的商业化合作模式。例如，某省司法厅调研数据显示，86%的民办调解机构90%以上业务来自金融机构委托，甚至通过调解案件收取每件30-100元不等的服务费，这种营利性特征与其非营利登记属性直接冲突。

这种错位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虽允许委托调解，但未突破《人民调解法》对调解组织“属地性”和“公益性”的要求。

资金来源与独立性的悖论民办非企业调解中心的经费来源构成其身份困境的另一维度。表面看，其收入应符合“社会捐赠、政府资助、服务性收费”的非营利原则，但实际运作中，金融平台支付的调解服务费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例如，某调解平台年报披露，其年度收入的78%来自金融机构支付的“案件处理费”，形成对商业资本的深度依赖。

这种依赖直接冲击调解的中立性。河北区司法局的调研发现，部分调解机构为维持合作关系，对金融机构的诉求存在系统性偏袒，例如在调解协议中默认“放弃逾期利息抗辩权”等条款，导致调解从“纠纷化解机制”异化为“债务催收工具”。更严重的是，部分机构通过“调解成功率考核”与金融机构签订对赌协议，将调解量转化为商业指标，彻底背离非营利宗旨。

监管体系的碎片化真空民办非企业调解中心的法律地位特殊性导致监管权责模糊。民政部门仅关注注册登记合规性，司法行政机关侧重业务指导，而金融监管部门则将其视为“第三方服务机构”，形成“三不管”地带。例如，某知名调解平台在3年内将业务扩张至31个省份，期间收到跨区域投诉1276件，却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暴露出监管机制的失灵。

监管真空助长了权力滥用。部分调解机构利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模糊地带，未经授权获取借款人社交关系、通讯记录等敏感信息，通过“社会性施压”手段进行调解。2024年某案例显示，调解员通过借款人微博关联信息联系其同事，最终被法院认定为“侵犯隐私权”，凸显出缺乏监管的调解权已异化为新型社会控制工具。

跨区域调解权限的合法性存疑

互联网金融纠纷的跨地域性催生了调解机构的”越界”冲动。第三地民办非企业性质调解中心以”高效化解纠纷”之名开展跨区域调解，但其行为正当性正面临法律规范体系、司法管辖原则和权力监督机制的三重拷问。这种突破地域限制的调解实践，不仅冲击着我国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地域管辖框架，更暴露出社会组织参与金融治理的深层制度缺陷。

《人民调解法》第8条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于村居、企事业单位等特定地域范围，其调解活动天然具有属地性质。而民办非企业调解中心通过《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取得法人资格后，借助金融平台委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调解，实质上架空了法律对调解组织地域属性的制度设计。根据2023年数据显示，72%的民办调解中心业务覆盖超5个省份，个别机构甚至形成”一地注册、全国接单”的运营模式。

这种跨区域调解的合法性基础存在结构性缺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虽允许委托调解，但未突破《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被告住所地管辖”原则。某典型案例中，注册在重庆市的调解中心受理浙江省金融机构委托，对河南省的居民进行债务调解，其行为既无法定管辖权依据，也缺乏当事人合意授权，最终被法院认定”超出社会组织业务范围”。

特别是，民办非性质调解中心的跨区域运作正在撕裂司法管辖的完整性。通过接入金融纠纷调解平台，这些机构利用电子送达、在线签署等技术手段，将调解触角延伸至全国。2022年某消费金融公司年报披露，其委托第三地调解机构处理的跨省纠纷占比达89%，其中38%的调解对象所在省份未设立分支机构。这种”调解游击战”模式，导致《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的合同履行地、被告住所地等管辖连接点形同虚设。

更严峻的是，部分调解中心通过技术手段制造管辖连接点。某网络仲裁平台与调解机构合作开发的系统中，借款人点击”查看调解方案”即被认定为”接受调解管辖”，这种通过格式条款创设管辖权的做法，明显违反《电子商务法》第49条关于”显著提示”的规定。2023年某地法院判决明确指出，此类电子协议中的管辖条款因违背公平原则而无效。

民办非企业调解中心的跨区域活动处于监管盲区。民政部门依据《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进行年检时，仅关注注册地活动情况；司法行政机关对调解业务的指导权限受地域限制；而金融监管部门则将其界定为”第三方服务机构”不予直接监管。这种”三不管”格局导致某知名调解平台能在3年内将业务扩张至31个省级行政区，期间收到跨区域投诉1276件却未受任何行政处罚。

权力失控的直接后果是程序正义的溃败。某维权机构调研发现，68%的跨区域调解存在”未告知当事人调解机构所在地””未说明异议权”等程序瑕疵。更严重的是，部分调解中心将跨区域调解量作为商业对赌协议的考核指标，催生出”调解工厂”模式，某机构调解员日均处理案件达45件，完全背离调解工作应有的审慎性原则。

特别是，在立法层面明确《民事诉讼法》第122条”先行调解”的适用范围，禁止非诉讼程序变相创设管辖权；其次，建立调解机构”服务区域备案制”，要求民办非企业单位在登记证书载明业务覆盖范围，跨省调解需经两地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审批。

律师或调解员打电话算不算违规呢？

在金融纠纷调解实践中，第三地民办非企业性质调解中心以“高效化解债务纠纷”之名，频繁通过电话联系当事人展开调解。然而，这种未经当事人明确授权或同意、擅自获取并利用个人信息拨打电话的行为，不仅触及公民隐私权的核心禁区，更暴露出现行法律框架下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系统性失灵。当“调解”异化为“侵扰”，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已陷入双重质疑。

个人信息获取的“源头违法”：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需满足“取得个人同意”或“为订立、履行合同所必需”等法定情形。然而，多数民办调解中心通过与金融机构的“数据共享协议”，未经借款人授权直接获取包括联系方式、借款记录等敏感信息。2023年某网络安全机构检测发现，72%的金融平台向调解机构传输的数据超出《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划定的“最小必要”范围，甚至包含通讯录、定位轨迹等非必要信息。

民办非企业调解中心单方面受理案件的合规性危机，本质上是社会组织参与金融治理时权力边界模糊的缩影。唯有通过法律授权明晰化、程序规则刚性化、监管机制协同化的系统性改革，才能实现纠纷化解效率与公民权益保护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