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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一舸

编辑|胡一舸

前言

斯图亚特·密尔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改革派，也是一位重要的自由派思想家。

他以一己之力沟通了新旧自由派的鸿沟，成为了“近代自由派的奠基者”。密尔以《功利主义》、《论自由》两部作品而著称。

《论自由》是他的自由理念的代表性作品，被誉为“关于个体自由问题的古典陈述”。他在该书中所提出的关于“人格自由”的观点，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一、对公民自由的界定

密尔在其《论自由》导言中首先指出，所谓的“自由”并非指所谓的个体“意志自由”，而指的是指“公民”或“社会”的自由。

在他看来，公共权利或社会性权利是一种权利的本质及其限制。

密尔在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和权力的问题上，提出了当一个统治者必须站在他的对立面时，他的自由就是反对他的专制的防卫。

他说，以前封建时期的“当权者”，指的是某个人，某个家族，或者某个世袭者。英国革命之后，虽然实行了民主政治，实行了“人民自治”。

但行使权利的人和被赋予权利的人并非总是一回事；所谓「民主的国家」，并不是由每个人来管理自己。

而所谓民意，其实不过是大多数人和最积极的那一部分的民意而已。

他相信，在这样的情形下，一定会有一批人压制另外一批人的情形，即所谓“多数派的专制”，或者叫做“社会暴虐”。

“这种专制，是一种比任何一种政治专制更可怕的东西，虽然不是用最严厉的惩罚来支持的，但也可以用最小的方式来摆脱。

这就是一种深入到生命的最细微的东西，一种控制着人的心灵的东西。”

所以，要避免这样的社会专制，就必须确定一个对个体的理性干涉的界限，一个对个体的自由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的恰当理解，这就是密尔在他的自由理论中要回答的问题。

问题在于，究竟该如何划定界限呢？这就是如何在个体的自由和个体的权利之间，实现个体的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体的权利。

在这个问题上，密尔从效用论的观点，提出了两个基本原理。

在没有损害别人利益的情况下，个体具有充分的活动自由，而无需承担责任；别人不能干预一个人的行动，最多也就是给一个人一些忠告，或者是拒绝一个人的行动。

仅在对其他主体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了社会和法律上的处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个体的行动拥有了判断和决定的权力。

这是密尔对个体的自由和社会的权威所作的权利划分。在这一原理下，密尔界定了人的自由的范围。

“首先，精神的内在境界需要最广泛的道德的自由，在任何问题上，不管是在行动上，还是在思维上，在科学上，在道德上，还是在神学上，在任何问题上，都要有自己的见解和兴趣。

爱好与兴趣的不限；我们应该有权根据自己的个性来决定自己的人生，我们应该有权随心所欲地行事。

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别人有益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受到别人的阻挠，哪怕我们的行为被别人视为愚蠢、荒谬或错误。

个人可以互相结盟，如果结盟的对象是成年人，不是被胁迫，不是被欺骗，也不是被欺骗，那么，他们可以为了一切对别人有益的事情，而进行结盟。”

在密尔看来，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是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也是所有国家必须保护的权利。

二、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

密尔在定义了“公民的权利”后，着重论述了“人们应该有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权利”。

他从个体与社会的功利最大化以及对真理的追求两个角度，谈到了言论的自由。密尔首先对思想的自由进行了探讨。

他认为，人的人格发展、人的整体发展、人的认识、人的本质、人的探索都离不开思维的自由。

然而，对思想自由的约束，不但对那些杰出的思想家起着压制作用，更是对一般民众的心灵成长起着抑制作用，对促进真相的发展和对异端邪说的征服都是不利的。

“并不是为了造就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说，“而是为了造就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恰恰相反，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们可能得到的那种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自由也是一样的，甚至更重要的。”

在这种思想奴隶的环境里，没有一个聪明的民族，也不可能有一个聪明的民族。

而且，仅仅通过镇压，限制了思想的自由，也不能根除邪教，就算有些不能接受的东西，可以被制止，也不能被消灭。

其次，密尔对自由对于人类与社会，对于真理的重要性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主张，“真理愈辩论愈清晰”，观点必须经受住不断的批判，方能被人民所认同。

依赖于外部力量支持的观点，是不会有活力的。

唯有在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之后，人民才能真正地摒弃那些不合理的观点，即便是那些被大家所认可的正确观点，也要时常被大家所探讨。

如此，它们就不会变成死板的教条，而变成了活生生的真相，对个体和社会都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罗马的西塞罗就是这样做的，他用它来战胜他的敌人，使他们取得了胜利。因此，谈论自由对于人们的灵性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密尔所提倡的言论的自由，并非不考虑任何地方与环境，不考虑任何社会反应与影响，而只限于不侵犯私有财产，不妨碍资本主义的秩序。

三、论个性自由

密尔还把重点放在了其他两个方面，那就是流动的自由与结社的自由。在他看来，二者其实就是人格的自由。

这是思想自由在实践中的体现，是“人类福利的主要因素”，是文明、教育、文化等一切事物的“一个必要的部分和必要条件”。

这一点很有必要：首先，人是有个体的。如果没有各种人格的充分发展，也就谈不上社会的兴旺与进步。

“随着每个人的成长，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宝贵，从而对别人也会更加宝贵。”他说。

他说：“人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个人的发展依赖于环境的开放，依赖于多元的生活模式。

他说：“每个人所需的环境都不一样；在同样的精神环境里，人是无法正常生活的。”

他相信，自由是天赋成长的土地，而要培养出天赋，“就得给他们提供成长的空间”。只有在没有束缚的环境中，才可以尽情地呼吸。

人自身所具有的一切要素、一切才能，都必须通过对其进行充分的发挥，从而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他说，“人的各种能力，例如感知力，判断力，智力活动，甚至道德权衡，都只能通过做一些选择来发挥作用。”

密尔拒绝了那些关于人的自由发展，尤其是人的情欲与冲动会招来邪恶的论调。

与此相对，他认为欲望和冲动本身不仅不是恶的东西，而且是构成个性的重要因素。欲望和冲动最强的人恰恰最有个性。

总的来说，他非常重视个体行为的自由发展。然而，他又主张，活动的自由有别于思维的自由，因为活动的自由一定会对他人的生存产生作用，因此，活动的限制必须加以限制。

所谓界限，就是不要让自己变成别人的绊脚石。任何超过此限度的东西都要加以约束。

它的制约方式有三种：一种是憎恨与轻蔑，多指那些仅与行动者自身利益相关的事物；二是对违背道德的人进行的道义上的指责；三是依法惩处，适用于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个体。

他相信，通过道德和法律来处罚恶行，并不意味着侵害了自由，反而意味着拯救了个人的败坏，但法律的使用也要有限度，不然，对法律处罚的不当使用就意味着侵害了个人的自由。

四、论国家和自由

密尔在探讨个人自由的意义之后，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民族与自由之间的联系上。

他主张，要实现公共秩序与公共福利的统一，就需要成立一个以保障个体自由为目的的国家政府。

同时，他也不愿政府干预竞争，干预贸易，干预工业生产，干预教育。他相信，自由贸易是正当的，不应该在商品价格、生产过程、市场销售等上受到国家的强制管制。

例如，他说，在酒精、鸦片和毒药的交易中，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因为这是一种侵犯自由的行为。

但是，对于商品交易的自由，他主张“卖身为奴”的自由只能是一种，应当予以否定。

同时，他也不赞成政府对学校的垄断。他主张，政府可以制定强制教育的法令，并对贫困儿童的子女承担费用。

但是，在怎样实施的问题上，政府却不应该干涉，不然，“那不过是拿一个模具来铸造人民而已。”

接着，他又说，如果没有违反自由的问题，那么，他就会反对三种情形。

一种情形是，一个人去做，而不是一个国家去做，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情形，在这一情形中，只有和这一情形有关的人才能做到最好。

第二类是指，有些工作，即使没有国家做得好，也习惯于交给自己去做，因为这样做，可以使自己的创造性得到锻炼和发展。

第三种是对国家权利的无谓扩张，这将带来巨大的灾难，特别是压抑个人的自由成长。

结语

综上所述，密尔在国家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中，提倡“放任主义”，奉行“不干预”，并强调“一个民族最终的价值在于构成这个民族的所有个体的价值”。

一个民族的政治制度，仅仅是保证人民的个体自由，而这才是一个民族最大的财产。

在密尔的思想体系中，他是最系统和最完整地证明了自由的人。

他不但提倡了自由并为之奋斗，还解释了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自由，为什么要享受自由。

这对现在的人民能够正确地理解自由，以及怎样去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仍然有着一定的参考和开拓思维的价值。

他的《论自由》至今仍然是维护自由的经典著作，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

参考文献：

[英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

[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