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厕为什么免费？从一位农村小伙说起

现在，也许一些中年人在急需使用公共厕所时，还可能会回忆起一个常见的情景：公共厕所和收费的老大爷。

回顾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公共厕所普遍实行收费制度。然而，直到1998年，一位名叫葛锐的农村青年在郑州火车站上厕所时被要求支付3毛钱的厕所费。虽然在20年前，3毛钱并不算是一笔巨额的费用，但问题并不在于金额的多少，而在于葛锐是一个非常认真、较真的人。

他对于自己购买了车站的车票后应该享受到车站提供的全部服务感到困惑。他不明白为什么购票后反而需要额外支付费用，仿佛购票成为了开启更多付费项目的钥匙，这让他感到十分疑惑。

在这里，我们需要介绍一下当时中国的国情。那个时候，中国正处于乱收费泛滥的时代。以火车站为例，不仅使用厕所需要支付费用，就连喝开水也要交开水费，登车需要支付剪票费，站台使用需要交站台清扫费，餐车上消费需要支付餐车维修费，选择卧铺也要支付卧具费。而在火车站外，办案甚至需要支付办案费，司机违章还要支付学习教育费，查询话费也要交查询费。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收费项目都被明确列在了1993年财政部和国家计委共同发布的152号文件中，作为官方明令取消的项目。然而，显然郑州火车站对这些规定视而不见。

为了为这个3毛钱的问题讨个说法，葛锐不惜自己掏出50元的诉讼费，将郑州铁路分局告上了法院。在20年前，50元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额，许多人可能难以想象20年前的铁路系统的情况。在当时，铁道部门被人们称为“铁老大”，它既是政府机构，又是盈利部门，掌握着数万亿的资产，内部还拥有独立的公检法体系，甚至早年间还有自己的铁道兵部队。通常我们所听到的中铁十一局、中铁十二局，一直到中铁二十局，实际上对应着过去的铁道兵的第一师、第二师一直到第十师，总共构成了15个师，总人数约为17万。换句话说，按照今天的情况来看，铁道部绝对是那些想要考取公务员或编制人员的人的首选，这是一个确实存在的“铁饭碗”。

跟这样的对手打官司，不说前无古人也是举国罕见。经过两次审理，案件的详细过程我们暂不展开叙述。总之，在2001年，葛锐成功地赢得了官司。这个案件不仅对民众进行了教育，也激励了他们，让大家开始认识到在火车站使用厕所本不应该产生费用。大约一个月后，国家计委以“旅客反应强烈”为由，下令所有公共客运场所必须免费向人们开放厕所。在高层领导和大众的共同努力下，公共厕所逐渐重新回归到为公众提供服务的角色。

现在，我们在高铁站、汽车站和航站楼等地使用公共厕所已经不再需要支付费用，这一切都要感谢葛锐的付出！

实际上，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并不只有一个葛锐这样的人。例如，在2002年，一对情侣在西南某高校就读。女方在上学期间怀孕，校方将此事通报全校，并要求女方详细写下深刻检查，交代性行为的次数、时间和地点，并承认自己的道德败坏。同时，男方被要求退学。这一事件引发了两人的愤怒，他们将学校告上了法庭。此事件受到了全国范围的关注，最终促使教育部在2005年删除了《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中关于禁止婚姻和生育的规定。

2001年，石家庄的律师乔占祥将铁道部告上法庭，要求制止春运期间车票涨价的制度。尽管案件最终败诉，但这一行动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在持续的舆论压力下，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于2007年宣布，今后春运期间火车票将不再涨价。

另外，2002年，吉林省一些学者和官员面临上级部门的压力，仍坚持将独身女性的合法生育权写入当地的计划生育条例中。这在全国范围内的类似立法中是首次。作为这一条款的首倡者，名叫张满良的官员表示，立法的目的并非限制公民权利，而是要尽可能多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

这些事件都发生在近20年内。然而，如果我们回溯再早20年，会发现更多类似葛锐的人物。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的变迁不是由某个人的力量所引发，而是由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共同努力所推动的。伟大的中国人民始终没有放弃对国家的热爱，他们通过实际行动推动着国家的进步，让它变得更加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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