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或是男女同龄退休，而非延迟退休

日前，经济学家蔡昉表示：延迟退休这条路非走不可，关键是要有配套政策和激励制度。这一发言又引发一轮讨论。鉴于目前的低生育率与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如果继续维持现收现支的社保体系，延迟退休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题。

列一些数据就一目了然。中国劳动人口已处在稳定下行通道之中。2020年七普全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比十年前六普减少了四千多万，2022年进一步降至8.76亿；同时劳动参与率（衡量工作或有意找工作的人口数量）也一直在逐步走低。

作为对比，从2022年起，中国迎来最大一波退休潮，对应的是从1962年开始的长达十几年的婴儿潮：新生儿1962年为2491万，1963年为3000万，1973年回落到2491万，中间没有一个年份低于2500万，绝大多数年份都超过2700万。但是，2022年中国新生儿出生数量仅956万，他们是未来缴纳社保、给退休老人提供养老金的人。

中国社保实行“小账户、大统筹”，即主要是社会统筹或现收现支：工作者与年轻人缴纳社保的大头，并没有存到他们的个人账户积累起来，而是给当期退休者与老年人发放退休金了，这种做法叫做腾挪、递推。最早的退休者是净得利者，越到后来的退休者就越难说，因为能什么时候退休、领到多少退休金，取决于生育率与人口结构。

本质上，中国的养老社保至少包含着以下三个转移支付：

一、代内高收入者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社保缴纳基数是社平工资的0.6至3倍，最高缴费基数是最低的5倍；但领取退休金时，系数范围缩小为0.8至2倍，最高领取系数是最低的2.5倍。这种计算方式对于个人收入低于社平工资的低收入者是有额外补贴的。

二、代际转移支付，即工作者、年轻人与下一代对退休者、老年人与上一代的转移支付。这是所有现收现支型社保制度的主要转移支付形式或曰基本内核。说到底，是所有的子女养所有的父母。

代际转移支付有一个内在的情况：一方面，它需要一定的生育率与人口结构才能维持与运转下去；另一方面，它又有压抑生育率的内在属性，因为它给人一种“不靠子女养老”的错觉，削弱了养儿防老的诱因，同时，“所有的子女给所有的父母养老”的模式，相当于多子女、有子女家庭补贴是少子女、无子女家庭，会助长大家少生甚至不生的倾向。

所以，代际转移支付在逻辑上有内在的不可持续性，这才是现收现支型社保必须延迟退休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延迟退休的实质是“延迟领退休金”，通过不断让工作者多缴纳几年社保，同时少领几年退休金的办法，原则上这账总是能做平的。

三、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实现了男女同年龄退休，例如社保制度发明国德国，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7周岁。这主要是男女工作与退休权利平等的体现。当然，即使如此，社保制度仍存在着男性向女性的转移支付，因为男性的预期寿命要显著低于女性，从而令男性领取退休金的时长要显著低于女性。所以，这仍只是一种相对公平。

但在中国，男性统一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性职工为50周岁、干部为55周岁，同时男性的预期寿命又比女性短6岁，这意味着男性要比女性少领11到16年的养老金。这种转移支付的力度是惊人的。对那些有志于事业的女性来说也失去了施展身手的时间与空间，也是一种人力资源浪费。

这也就是说，虽然在现收现支型社保之下，中长期看中国确实有延迟退休的必要，但当务之急，恐怕是让男女退休年龄归一化。更具体地说，是女性退休年龄延长到与男性一致，以释放女性的人力资源与财富创造能力。事实上，这也是主要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为了解决养老金支付危机，先让男女退休年龄一致，若是仍不行再延迟所有人的退休年龄。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改革思路，即把“小账户、大统筹”改为大账户或全账户，每个人缴纳的社保绝大部分或全部进入自己的个人账户，这样缴纳社保的诱因十足、弃保率或会被压得极低；同时容许家庭成员之间养老金的共济或互通有无，也就是把个人养老与家庭养老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唯一经过历史检验、数千年甚至更长时间行之有效的养老模式。目前新加坡与智利即是这种模式，因为是自负其责而不是大锅饭，所以不会有系统性的支付危机。

大账户或全账户的养老模式，理论上，个人觉得钱够了就可以退休，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退休年龄，统一退休年龄的必要性就大大降低。当然，为了让人自负其责、避免有人过早挥霍自己的财产进而形成社会问题，仍是可以规定一个统一的退休年龄，本质上这是一个可以从账户支取养老金的起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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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