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法律是约束人们行为的教条，一个现代国家的文明优越性，很大程度取决于法律的先进性和落实力度。

现代法律的雏形源于古希腊城邦政治时的法令，尤以雅典的“雅典法”最能体现城邦法令的民主性

古雅典在铭文中，将法律表述为“举手表决”，这已是在指雅典的“成文法”时期，但雅典最初实行的是“习惯法”，即贵族利用权威，对平民下达处罚令。

爱情海岸，环境孕育出的法治城邦

从习惯法过渡到成文法，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首先，雅典位于地中海的巴尔干半岛上，山脉将土地分为小块平原，这使雅典无法发展小农经济。

但是曲折的海岸线，以及环绕半岛的爱情海，让雅典成为天然的优良港湾，得以发展商业。

此种地理环境下，半岛上建立起一个个小城邦、城邦经济靠航海贸易和奴隶经济维持。

由于商业贸易占比更重，就决定了雅典城邦必须建立起某种秩序，从而维护居民的商业行为不受欺压，这种需求，使“成文法”出现。

雅典的成文法涵盖面很广，包括公民权法令、嘉奖令、特权法令、荣誉法令等。

其中最重要的两项，一是“公民权”，意味着居民成为城邦的主人，拥有和参与公民大会制定法律的权力；二是“特权法”，指某个人成为雅典城邦的官方保护人，享有诸多荣誉和特权。

其次，古雅典执行法令的机构，要经过“民众、议事会、议事会民众”的决定构建。

议事会成员从前三个等级的公民中抽选，所谓的前三等级，指把居民按财产多少，划分出阶级差异，再由阶级决定享有的权力多寡。

这套执法部门的构成形式，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由此能看出，古雅典最早的成文法，

颇有局限性。

因为财富越多的人，在城邦生活享有的权力更大。

此外，“公民大会”并非指全体居民都能参与，仅有少部分成年男性会被授予“公民”的身份。

雅典在法律萌芽时期，能够利用法律参与城邦政治的平民，以及被法律保护的人都在少数。同时，公民虽然已算“特权”者，但仍在和贵族进行权力斗争，从而将雅典法律推行到民主度更高的成文法。

平民斗争，雅典法律的民主历程

雅典法的完善，离不开公民的推动。

虽然雅典法的确立，从现实角度出发，是为了建立一个屹立在半岛上的强盛国家。

但雅典平民在累年的商贸活动中，积累下众多的财富，便开始寻求获得公民权的方法，更进一步的目的是限制贵族权力。

学者保罗·维诺格拉多夫曾说:“雅典法是基于城邦共同体而存在的，而罗马法则演变为帝国的法律。”

雅典法不是“帝国之法”，因为城邦与公民的联系更深，任何能参与公民大会的人都可以提出立法建议，如果通过就被称为“法律”。

柏拉图在《法律篇》指出，“城邦体制有两部分:一是确立官职，另一个是给官员们的行政行为提供法律”，表明官员的行为必须有法律支撑。

公元前7世纪，德拉古制定出古雅典首部成文法，目的是削弱贵族权力。

当时城邦内人口激增，经济迅速发展，贫富差异和权力分配不公，引发出尖锐的社会矛盾。贵族已经不可能倚靠习惯法，去解决社会冲突。

德拉古的立法，拉开了平民和贵族，在法律上斗争的帷幕，因为此前雅典的官职，都由贵族专享，但公民获得的少许权力，并为解决雅典的深层矛盾。

直到公元前6世纪，被称为“民主之父”的梭伦，被推选为执政官。

梭伦认为要解决雅典城邦的危机，必须改变少数人奴役多数人的状态，这才能使公民同仇敌忾。

由此，梭伦颁布“解负令”，当时的雅典贫农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土地意味着无法享受权力，且要被地主剥削，但贫农若是欠地主的债无法偿还，就得被变卖为地主的家奴。

新法令将所有穷人债务消除，并严令禁止，任何人都不能在欠债时用人身权力做抵押。

另一方面，梭伦的立法仍可见保守性，将公民按财产多寡分为四个等级的制度，便是由他所定。

在社会现实面前，无法过于激进地提升平民权力。

直到克里斯提尼作为继任者上台，他让雅典法律最终确立了民主精神。

在他颁布新法前，公民大会没有立法权，只有身为立法者的个人才能立法。

首先，克里斯提尼将公民权的授予范围扩大，将外邦人、奴隶和移民者都编入各个部族，又将过去的四个部落划分为十个部落。

以前的部落，完全按照血缘纽带划分，但现在却转变为“区域部落”，按照地区划分，同时，这些部落也成为选区单位。

其次，废掉以前选取公民的办法，规定选区里的居民年满18岁，就可通过地区官的登记，享有公民权。

在司法的维护上，又设立陪审团制度，意在让平民来充当第二个法官。

最后，克里斯提尼推翻贵族政治，让雅典法完成了转型。

公共约束，一堂先进的法律监督课

雅典社会对法律的监督，是雅典法最终能保护平民权益的根源。

首先，梭伦在改革中将“宪法至上”的理念写入法条中。

执政官任职时，需要对宪法起誓，生活在处处强调法律重要性氛围下的平民，会自发地产生法律监督的意识。

其次，执政官制定不法申诉制度，将立法监督权交给每个公民。

“所有的人都要发誓遵守法律”

法律监督流程，大致如下。公民大会决定城邦一切政策，监督其他所有权力机关，同时又受平民监督；五百人会议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关，监督国家各管理部门日常事务，但它受制于公民大会。

执政官，雅典最高的行政长官，在立法和行使法律权力上处于核心地位，要受十将军委员会和陪审法院的制约；十将军委员会，军事统帅机关，同样受陪审法院监督；贵族会议，在习惯法时期是最高权力部门，之后只保留审理刑事案件和监督宗教事务的权力。

雅典法律监督机制，体现出系统完整、高效运行、依法运作的民主宪政体制的特点，留给后世许多启发，让当代立法者受益匪浅。

首先要建立普遍的法律意识，让人民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然后再扩大人民的权力。

其次，合理地分配权力，讲究制约平衡，近代“三权分立”说的理论依据来源于此。

最后，建立严密的官吏监督制，防止公职人员的腐败。

结语：

古雅典是世界上最早拥有完善法律体系的国家，雅典的民主制进入法律条文中，是执政官和雅典公民共同努力、不断奋斗的结果。

千年前的雅典用历史告知当代，法律监督才是司法的有效保障。

如果无法做到合理分权，人民将无法在法律上享有最大的权力。

古雅典民主政体的确立，也是世界民主法律制度的萌芽。

参考文献：

《柏拉图与〈理想国〉》

《雅典政制》

《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