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张某与妻子王某育有一女张甲和一子张乙。张某和妻子王某分别于2006年和2007年去世。2008年，张甲与张乙因分割遗产产生纠纷，张甲起诉张乙要求分割遗产。张乙提交父亲张某和母亲王某2005年立下的遗嘱，二人的遗嘱均记载所有遗产由张乙继承，他人不得干涉。张乙据此要求继承父母全部遗产。张甲称，弟弟张乙与父母关系恶劣，父母晚年张乙未曾尽到一点赡养义务，为了争夺父母遗产，2004年至2005年张乙经常到父母家中闹事，滋扰父母，有两次因为张乙在家中打砸，父母还报了警，警察上门处置过。经法院调取公安机关报警记录及询问笔录。张某和王某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均表示张乙多次上门是为了争夺财产。张乙要求父母将名下房屋过户至其名下，张某和王某不同意，后张乙又要求父母写下遗嘱由张乙继承房屋，张某和王某仍不同意，张乙就多次上门滋扰。张乙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承认曾要求父母写遗嘱由其继承房屋，但是否认上门闹事，砸坏父母家物品是因为家庭琐事。法院经审查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张乙曾为了遗嘱上门滋扰其父母，张某和王某的遗嘱系受到胁迫所立，属无效遗嘱，法院按照法定继承处分张某和王某的遗产。

本案中，如果没有公安机关对张某、王某以及张乙的调查询问，难以证明遗嘱是受到胁迫形成的，也无法认定为无效遗嘱，则张乙的恶劣行为可能真的得逞。在张乙的不断滋扰下，张某、王某不堪其扰，为了生活安宁不得已立下的遗嘱属于典型的受胁迫的遗嘱，这样的遗嘱自然无效，不会产生法律效力。

案例二 简某与妻子育有三女，简甲、简乙、简丙，妻子早年去世，简某2018年去世。2016年，简某写下遗书，遗书记载：“我只有一套房子是我攒了半辈子钱购买的，2012年办了房产证，我愿意把房子留给二女儿简乙，她是个好孩子。”简某2017年年末因病住院，住院期间简某将遗书交给简乙。简某去世后，简乙持遗书要求继承简某房产，简甲和简丙不同意。诉讼中简甲、简丙称，简某的遗书有篡改，属于无效遗嘱。遗书中“我愿意”是在“我原意”的内容上，增加了“心”字底形成的。简乙辩称，遗书原文确系“我原意”，当时在医院里接到简某的遗书时就发现了这个错别字，跟简某一商量，简某让简乙顺手改上就行了，意思没有错。简乙就随手找了支笔添上了“心”字底。法院审查认为，简某系小学文化水平，书写过程中出现错别字应属正常，通过遗书上下文，简某将名下房屋留给简乙继承的意思是明确的，虽然简乙有修正遗书文字的行为，但是从主观上，简乙不是为了谋取不当的利益，客观上修正文字没有改变遗书的意思，因此不属于篡改遗嘱。法院认定遗书关于遗产处理的内容属于有效遗嘱，判决简某房屋归简乙所有。

本案的遗书因为简某文化水平的问题，将“愿意”错写成“原意”，虽然“原意”与“愿意”不是一个意思，但是统观整个遗书，简某指定简乙继承房子的意思明确，没有歧义，因此简乙添上“心”字底，属于修正错别字不属于篡改遗嘱，遗嘱是有效的。

《民法典》条文

案例一 胡某与丈夫张某育有二子。2012年，75岁的胡某委托律师制作律师见证遗嘱，由律师作为见证人和代书人为胡某书写遗嘱，遗嘱记载胡某名下房屋两处均由长子张甲继承。胡某2015年去世，2016年张甲要求与张乙平分胡某遗产，张乙提出胡某生前立有遗嘱，将两处房屋留给自己继承，张乙提出除了房子外，胡某其他遗产同意与张甲平分。张甲看到遗嘱后立即改变主张，张甲发现胡某的遗嘱是将两处房产留给自己，只是张乙拿出的遗嘱上长子的“长”被斜线划掉，写了个“二”，张甲的“甲”被斜线划掉，写了“乙”，从而将张甲改为张乙。张甲认为母亲的遗嘱内容明确，改动系张乙篡改。张甲还到代书遗嘱的律师事务所调取了存档的遗嘱复印件，复印件上没有改动，记载张甲继承两处房屋。张甲速起诉张乙，要求按照遗嘱继承胡某两处房产。张乙称，遗嘱的改动并非自己作为，而是胡某生前所为，改动处的字是胡某自己书写的，并且在改动处按了胡某的指印。因此，涉案遗嘱实为胡某自行变更，应按照变更后的内容处分遗产。经司法鉴定，改动的两个字以及指印均系胡某作出，法院据此认定涉案遗嘱已经由胡某自行变更，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内容确定遗嘱继承的内容，现遗嘱显示张乙继承胡某两处房屋，法院判决张乙取得两处房屋的所有权。

本案中胡某虽然立有代书遗嘱，但是司法鉴定显示遗嘱内容的变更均系胡某自行作出，胡某作为遗嘱人有权变更遗嘱，因此其变更的内容有效。张甲虽然原本是遗嘱规定的取得房屋的继承人，但是胡某在世之时，遗嘱尚未生效前，胡某的变更只要是真实自愿的意思，就应当获得尊重。这里也提醒一点，本案的改动之所以获得法院的认可是因为改动的笔迹是胡某本人作出的，改动之处的指印是胡某本人作出的。为了避免无效的改动，遗嘱人在遗嘱上的改动应当通过上述形式进行标记，以明确展示改动处是遗嘱人为之。另外，代书遗嘱和自书遗嘱等形式只是《民法典》对常用遗嘱形式的列举和概括，目的在于明确常见遗嘱的形式要件，并非对各种遗嘱形式之间的遗嘱设定不可逾越的界限。在代书遗嘱上进行内容改动并非一定需要通过原先的代书人进行，遗嘱人自行改动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更加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

案例二 周某与妻子育有一子周甲，一女周乙。周某妻子去世后，子女均同意放弃继承，周某妻子的遗产均由周某继承。2012年，周某订立自书遗嘱，将名下房产一处留给儿子周甲继承。2013年，周某将房产出售，获得200万元的房款，周某花费其中50万元购买房车一辆，开始旅游生活。2019年，周某因病去世。周某去世后留有房车一部，存款120余万元。周甲起诉周乙，要求法院判令周甲取得房车以及存款。周甲认为，遗嘱已经规定房产由周甲继承，周某出售房屋获得200万元，房车是房款购置的，应当视为房产的转化，因此周甲有权继承房车和存款。法院审查认为，遗嘱设定的是房屋继承，但周某生前出售房屋的行为与遗嘱内容明显冲突，依法应视为对房屋继承的撤回。因此，周某主张按照遗嘱继承房车及存款不予支持。法院判决，周甲和周乙按照法定继承平分银行存款，对房车各占50%的份额。

本案中，原本应当通过遗嘱继承的房产，被周某在生前出售了，其行为直接导致房产的易主更名，周甲不可能再继承房屋，周某是以自己出售房屋的行为直接默示撤回了遗嘱。撤回遗嘱等同于不存在遗嘱，那么周甲根据遗嘱要求对房车和存款的继承也就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尤其是周甲心目中的逻辑是不成立的，用一条观念上的锁链将所有的财产交易拴在一起，一事一物都要追根潮源式的找寻原始财产，是狭隘的观念，在继承中用这种观念追溯财产是错误的。房子通过出售变成了钱，其财产性质发生了变化，周某使用这些钱再行花费，均与房产无挂。周甲试图通过建立存款和房车就是房屋换来的，所以“存款+房车=房屋”的数学等式，把遗嘱设定的房屋继承“置换”成存款和房车继承属于一厢情愿。当然房车和存款仍属于周某的遗产，周甲和周乙作为继承人可以通过法定继承取得相应的份额。

案例三 杨某和妻子育有三子，妻子去世后，杨某也逐渐丧失自理能力，无法单独居住，轮流在三个儿子家中居住生活。2018年，杨某去世，留下存款少许和房屋一处。三子就遗产分割达不成一致，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长子杨甲提交杨某自书遗嘱一份，遗嘱载明杨某将房屋留给杨甲继承，次子杨乙提交杨某自书遗嘱一份，遗嘱载明杨某将房屋留给杨乙继承，三子杨丙提交杨某自书遗嘱一份，遗嘱载明杨某将房屋留给杨丙继承。各方均认定在案三份遗嘱均为杨某笔迹，真实性无疑。法院认为，三份遗嘱内容彼此冲突，应当以杨某最后一份遗嘱为准，三份遗嘱的先后顺序为次子杨乙、三子杨丙、长子杨甲，因此本案以杨甲所持遗嘱为准，杨某名下房屋由杨甲继承，遗嘱未涉及杨某存款的继承问题，因此三子根据法定继承原则，平均分割遗产。

本案中存在三份遗嘱，杨某在哪一个儿子家中居住，就给哪一个儿子出具一份遗嘱。揣测之下可能杨某晚年丧失自理能力，心理上极为不安，对儿子产生强烈的依附感，希望通过出具遗嘱的方式，确保儿子能安心、悉心照顾自己。由于没有证据证明杨某订立遗嘱是因为儿子欺诈或者胁迫，因此即使揣测属实，也是杨某自己产生不安心理，基于此订立的遗嘱仍然系杨某自主决定而作出的，所以三份遗嘱均系有效遗嘱，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

这个案例除了遗嘱冲突问题外，还给我们带来关于赡养老人的启示。赡养老人，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外，更应注重精神上的抚慰。出现多份遗嘱并存一是老人因种种原因改变主意，二是上文所说的老人用遗嘱“讨好”子女。人到晚年逐渐失能，在生活甚至生存上不得不依靠他人，心理上必然产生变化。在不安、局促中，有的老人只能寄希望于用遗嘱换子女的孝心。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样出现多份遗嘱都是令人悲哀的。纵使子女完全没有拿孝敬换遗产的想法，老人出现这种心理客观上也是有合理性的。因此，赡养老人重在精神赡养，安度晚年不单纯是衣食无忧，“安”这个字指的是安全、安稳和安心。

《民法典》条文

梁某与妻子张某育有一子梁甲，梁甲与妻子育有一子梁乙。2014年，梁某留下遗嘱，将名下房屋留给孙子梁乙。2018年梁某去世。梁某名下房屋系梁某婚前通过继承取得，梁某与张某婚后并未购买其他房产。张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继承梁某的房产及其他遗产。诉讼中梁甲出示了梁某的遗嘱，主张房产已经通过遗嘱赠与其孙子梁乙，房屋应当归属梁乙。张某主张今年已经69岁，没有劳动能力，原系农业户口没有退休金，依靠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生活。张某属于无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遗嘱未留出一定份额给张某是错误的。法院认为，张某年满69岁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属于托底式的救助，应视为无生活来源。张某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梁某的遗嘱未对没有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人留有份额，同时梁某除了房产之外，基本不存在其他遗产，因此应当在房产中为张某留出必要份额。法院判决梁某名下房屋由张某继承30%的份额，剩余70%的份额由梁乙获得遗赠。

本案中，梁某与张某生活清贫，梁某唯一的房子还是在婚前继承得来，梁某的遗产除了所剩无几的一点存款，基本上就是遗嘱涉及的房子，所以房子全部由梁乙取得，张某将无法从梁某处继承遗产。张某年老力衰，符合无劳动能力的条件。关键是张某因未参加社会保险，没有退休金。虽然可以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救助，但是其数额较低，除了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无法满足医疗等服务需求，视为无生活来源较为合理。因此，张某符合《民法典》必留份要求的继承人资格。梁某将唯一的遗产通过遗嘱遗赠给孙子，致使张某几乎没有遗产可继承，张某将立即陷入生活困境。因此，法院依据原《继承法》关于必留份的规定，变更了遗嘱的内容，将房屋分出必要份额由张某继承。张某获得房屋份额后，一是作为房屋所有人之一，居住该房屋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碍；二是房屋出卖、出租均可通过份额获得相应收益，而且房屋份额具有折价的基础，梁乙想要获得房屋全部所有权需向其折价补偿；三是如果确有必要，张某可以使用该份额与继承人以外的个人、组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保障自己的生养死葬。

《民法典》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