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在面对刑事案件时常有的九个误区

误区一：花钱能摆平一切

犯罪嫌疑人被抓之后，一些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在慌乱中愿意花钱，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去“花钱摆平”案件。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刑事司法领域取得明显的效果，花钱能够“摆平”的案件很少，一些情节显著轻微的刑事案件，则不必花钱亦能被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被判处缓刑（免刑），这是刑事诉讼制度功能在正常发挥作用，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然而，现实中不少乱“花钱摆平”的，往往叫苦不迭，以至后悔不已。

误区二：寻求与他人串供

犯罪嫌疑人被抓之后，一些家属极力寻找共同参与案件的嫌疑人或者证人订立“攻守同盟”，甚至伪造证据、捏造事实，或威胁、吓唬证人。这种情况不但不利于案件正常解决，反倒使侦查机关发现其他的犯罪线索，进而破获其他的案件。随着刑事诉讼证据体系的不断完备，特别是对电子数据的查证技术进一步成熟，通过串供而干扰侦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寻求与同案嫌疑人或者证人串供，必得不偿失。（注：串供系笼统说法，此处包括了干扰作证的情形。）

误区三：转移赃款（物）以“保钱”

犯罪嫌疑人被抓之后，一些家属迅速将与案件有关的赃款赃物予以转移、转换，或者以其他方式隐藏起来，避免被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一般情况而言，“保钱”而不“救”人是犯罪嫌疑人家属的一种价值选择或者说取舍，但“保钱”的手段如果触犯刑法，则会构成新的刑事犯罪。合法所得的财产，嫌疑人的家属可以正常使用、支配，但违法所得财物或者性质不明的财物，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则不要试图掩饰或者隐瞒。

误区四：为“购买结果”而找律师

律师不得承诺案件结果，是根本的执业道德底线，也是《律师法》的明确要求。实事求是讲，律师也确实没有能力承诺结果，更不可能向委托人“销售”案件结果”。但凡是承诺结果的律师，可以说都不可信，案件中的可变因素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很难形成全面、务实、有理的案件分析，更不可能知道结果。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输出法律知识和智慧，争取案件向有利方面发展，取得最好的结果，但确实不是案件结果的制造者、生产者，最终案件的结果依事实和法律决定，由司法机关决定。

误区五：向律师提出非法要求

一些犯罪嫌疑人家属经常向律师提出非法要求，例如要求律师带家属去会见嫌疑人、要求律师传达不能转达的内容、要求律师提供案卷材料、要求律师贿赂司法人员、要求律师找证人改证言等等，这其中的原因有两类：一类是家属对法律不了解，不清楚提出要求不妥当；二是家属知道要求不当，但认为律师是“收钱办事”肯定会答应。对律师而言，有的律师严格遵纪守法、有的律师则天马行空，甚至于自己也不了解法律的边界。无论哪种情况，只要律师答应并实施了家属的要求的非法行为，例如提供案卷，则律师已很难再根据事实和法律进行辩护，毕竟是有“把柄”值得顾虑。

误区六：案件到法庭再解决

现在的刑事诉讼，侦查机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是否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是否提请逮捕，以及是否撤销案件；检察机关决定是否提起公诉，起诉的罪名、情节等。实践证明大量的刑事案件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得到解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不得不说，提起公诉的案件，再寻求判决无罪，已经是极小概率的可能，这并非对法律的不信任，大数据对规律的总结已经证实这一点。如果认为案件到法庭再退赔、认罪或者再否认指控，这都是极不取的。

误区七：抱怨宏观制度缺陷

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刑事诉讼还存在一些制度性缺陷，例如证人出庭难、提请逮捕不通知律师、监视居住被滥用、审限制度不严格、二审诉讼多不开庭等等，这是现实存在的宏观问题。不仅犯罪嫌疑人或者家属有意见，包括笔者在内的律师、专家、学者也有不少意见。但是在个案解决中，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家属而言，抱怨刑事诉讼制度的宏观缺陷，未必能够有利于案件的解决。有一些抱怨可能直接影响对案件的理性、冷静处理。

误区八：只认理而不顾证据

道理和证据并不一致的情况，并不少见。普通刑事案件中，有理但出手伤人的不胜枚举；在经济犯罪案件中，参与集资的企业员工确实无害人之心，但确有证据证明其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同情企业但收钱为其办事的国家工作人员，等等。生活中的道理，有正理，也有歪理，还有些人认死理，但刑事诉讼中这些都不能与证据相提并论。毕竟证据才是裁判的依据，事实才是根本。社会生活中，或许理更重要，更容易被接受，但刑事诉讼中证据最重要。只认理而不顾证据，不明智。

误区九：盲目放大案件困难

一些家属认为案件结果都内定了，甚至说案件要上检察委员会研究、上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被公安部督办等等。无论哪个委员会研究，重要的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如果不能说服法官，则或许也不能说服检委会或者审委会，这是法律的正当程序，不是案件本身的困难。无视案件的证据以及诉讼程序，盲目放大案件的困难，将失去案件得到妥善解决的良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