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后看大学扩招，利大？弊大？汤敏、陈志文深度对话

当时设想是好学校多招一点，结果因为政策“一刀切”或者说反向激励机制的关系，反而是好的学校扩招比较慢，较差的学校扩招更快，特别是那些不需要太多资金和设备投入的文科类专业扩招的人数更多

记者 张兰太

“1999年大学扩招，是新中国教育史上又一个里程碑，跟1977年恢复高考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大学扩招最具代表人物、国务院参事汤敏表示，虽然在大学扩招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但他还是认为大学扩招利大于弊，方向没错，其意义和重要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现出来。

5月22日，在《知识分子》举办的“18年后看大学扩招，利大？弊大？”的教育观察活动上，经济学家汤敏与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进行了深度对话。汤敏回顾和反思了世纪之交我国大学扩招的整个历程，也回应了外界对于大学扩招负面影响的种种质疑。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为何建言大学扩招

汤敏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他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后赴美留学学习经济学。博士毕业后，他进入亚洲开发银行工作，先后担任经济学家、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副代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开行处于风暴前沿，汤敏对危机感受颇深。1998年危机愈演愈烈，中国虽然不是重灾区但也面临经济下滑危机，中国政府提出刺激内需、保八并进行房地产改革，鼓励购买汽车、冰箱。但是，在当时那种一片萧条、风声鹤唳的氛围下，内需不容易启动起来。这种形势下，汤敏与夫人左小蕾于1998年11月撰写《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三年扩大招生量一倍》，上书建议扩大大学招生数量，被中央采纳。之后，轰轰烈烈的大学扩招拉开了帷幕，汤敏也因此被称作“高校扩招之父”。

不过汤敏自己并不认同这一头衔：“媒体上把我说成是‘扩招之父’，我觉得不合适。扩招的功劳应该属于当时的决策者，他们的确面对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教育界的反对声音很大，但是他们从国家的大局考虑，当断就断，该出手时就出手。扩招的功劳也应该属于各个大学的校长、老师，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很好地完成了扩招的任务。”

陈志文介绍，1999年扩招之前我国大学实行的是精英教育，要考上大学十分困难。1990年，我国只有60.88万人考上大学，其中大概有40万专科生、20万本科生。而恢复高考之初，1977年高校扩大招生也才招了27万人，那一年总共560万考生，足见上大学之难。

汤敏指出，他当时提出大学扩招，是经过一番思考的。其中涉及几个问题：

一、中国的大学生多还是少？

“世行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适龄青年（18-22岁）大学入学率只有2.4%，加上成人高考等也只有4%。而当时韩国是51%，我国台湾地区是39%，香港地区是20%，印度是8%，印尼是10%，泰国是19%。当年，韩国、台湾、香港的经济体量都是我国大陆的若干倍，已经属于发达国家或地区，不好做比较。但是，印度人均GDP不到中国一半，印尼比我们还低，泰国和我们差不多，为何他们的大学入学率也是我们的好几倍？”汤敏说。

二、扩招应不应该收学费？

当时大学招生不足的一大原因是有限的国家财政能力只能支持这样的大学规模。当时，我国小学、中学还要交费，大学则不收费或收很低的学费。这与其他国家正好相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基础教育即小学中学不收费或者收极低的学费，大学一般是收费的，因为义务教育是普及教育，而大学只是少数人上的。政府政策应该首先照顾大多数”。因此，汤敏提出大学扩招后应该收一部分学费。

三、大学有没有能力扩招？

汤敏介绍说，当时中国高校中一个老师教七个学生，师生比是7:1，而韩国是33:1，我国台湾地区是21:1，欧美发达国家介于15：1~20:1。“这么算起来，我国大学师生比翻一倍也才15:1，而且老师队伍也可以逐渐扩大。”

“唯一缺的是校舍、图书馆、实验室”，但汤敏认为，可以让部分城里学生先走读。“当时的建筑业正在萧条之中，只要有投资就可以加快建设，完全可以在三年内建成。”

陈志文指出，当时的反对意见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扩招是必要的，但太仓促了。“其实，中国高等教育走大众化路线的大方向反对的人并不多，只是一个节奏问题。”陈志文指出，官方数据显示，1998年大学毛入学率为9.1%，招生108万，1999年大学扩招第一年就扩大了47%（52万人），而1990年大学招生只有60.88万人，“是不是这样的节奏值得探讨”。

对此，汤敏回应说，因为我国不是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而是在发生金融危机、国家有危难的情况下开始扩招的，是谁也不知道危机会如何发展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措施。“但我们没想到最后会扩招到七八倍。”

汤敏说：“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那个报告之所以引起注意，最关键一点是我们提出扩招可以部分解决下岗工人的就业压力。1998年正是国企改革带来大规模工人下岗的时候，当时估计全国有1500万下岗工人。如果这些年轻人不进大学，他们就会直接跟下岗工人竞争。我们当时算了一笔账，如果三年扩招一倍，扩招的学生要在学校呆四年，等于是让三分之一的下岗工人有了工作或者至少没有被年轻人抢走工作机会。我们当时判断，国企改革是阶段性的，有了这几年的缓冲，下岗的压力会小一点。事实上，2001年后下岗的高潮就过去了。”

面对“大学收学费导致了贫困学生上不起学”的质疑，汤敏表示，他们当时就提出贫困家庭交不起学费，可以通过助学贷款来解决。“澳大利亚80%的学生是拿贷款上学的，美国也有至少30%以上的学生拿助学贷款上学，而我们国家当时一分钱的助学贷款都没有。”不过汤敏也坦言，当初他们还是对助学贷款实行起来所遇到的障碍估计不足。

陈志文说，当时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对大学扩招持反对观点的人基本都是教育圈内，而支持大学扩招的基本都是教育圈外的。汤敏认为，“一些教育圈的人是就教育论教育，对国家宏观政策，特别是危机时期的政府政策理解不够全面。社会稳定问题、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是政府政策优先要考虑的问题。”

不后悔建言大学扩招

在活动上，被问及是否后悔上书建议大学扩招时，汤敏表示自己不后悔，反而感觉很骄傲。

“在大学扩招过程中肯定会出现问题，可是方向没错，晚做不如早做。回过头来看，扩招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储备了几千万的人才。”汤敏表示，如果没有扩招，可能至少三千万人上不了大学。“现在我们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国过去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经济体量达到世界第二，形成了今天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我觉得人才素质的整体提高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现在人类正进入一个人工智能、新能源、新科技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在未来二三十年里面要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哪个国家人才储备得好，哪个国家跟得上这种新的变化，哪个国家就会先上去，否则就会被淘汰。在关键时期扩招为我们储备了这么一大批人才，这是最重要的。”

也有不少人批评大学扩招导致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汤敏回应称，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扩招后，从1998年招生100万，增加到今天的每年700多万。任取一个大学生来看，今天的大学生就业会比扩招前难。但是，要知道，今天的大众教育下大学生跟精英教育下的大学生已经不是一个概念。比如说，今天仅985和211的优秀大学每年毕业就近100万。今天他们就业会比扩招前一个一般的大学生就业更难吗？扩招并没有扩出人来，如果不扩招，剩下的600万大学生中学毕业就得去打工，如不上大学，他们找工作不会更难吗？他们拿得工资不会更低吗？根据比较权威的大学生就业调查数据，我们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大概在92%左右。这已经是全世界大学生就业率最高的了。”

陈志文则认为，在我国，学生及家长往往将学历与就业挂钩，导致大学生的期望值水涨船高，不愿从事工资低的工作，可能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觉得，大学生可以期望值高，但是形势比人强，家长也明白，到了一定时候，期望值自然会下调。”汤敏说。

“我们当初最担心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到今天仍然存在。”陈志文指出，今天的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而是变成了普通劳动者，“遍地都是大学生”，同时也经历了从国家包分配到大学生自主就业的重大转变。

汤敏认为，不能因为担心大学生就业难而剥夺他们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伴随大学扩招而来的一些担心和问题都可以慢慢解决。事实上，过去的十年里，助学贷款的问题慢慢也解决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了，很多家长理念也在改变。”汤敏说。

大学扩招的遗憾之处

谈到对大学扩招有什么遗憾，汤敏坦言，当初对于大学高学费对贫困家庭的冲击估计不足。“助学贷款当时拖了好几年，因为我们国家政策对国有银行业的利益诉求没有给予足够关注，造成银行对助学贷款不感兴趣，能拖就拖。助学贷款肯定会出现坏帐，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是这些坏帐如果全部交给银行，银行哪里愿意。这些坏账国家要担一部分，不能让银行都背下来。如果我们当时更重视的话，把助学贷款做得更好一些，效果可能会更好。”

陈志文说，人们反对扩招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扩招大大地降低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

汤敏表示，为了保证大学教育质量，当时他的设想是让好学校扩招后多招一点，差的学校少扩招，甚至不扩招。“结果，因为政策‘一刀切’或者说反向激励机制的关系，反而是好的学校觉得收那么点学费划不来，所以扩招比较慢，扩招的人数比较少。而较差的学校扩招更快，特别是那些不需要太多资金和设备投入的文科类专业扩招的人数更多。”

陈志文认为，这不是政府能够控制的，每个学校都有自身的诉求。“2000年的时候，我国有多少所院校？大概是1041所。到2016年，大概有2561所高校，增长了一倍多，其中有一半多，大约55%的本科院校，都是大扩招以后升级来的。”

对此，汤敏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不能拿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质量进行简单对比。首先，难道现在的211和985大学的水平还不如扩招前包括大专在内的一般大学的平均水平吗？再者，这些新增的学校大多数是从过去比较好的中专升格上来的。除非认为这些新增的高等院校现在的教学与科研水平还不如当年中专的水平，否则就不得不承认，扩招后我国总体的高等教育水平是提高了。换个角度，如果认为扩招后高校的水平下降了，按这个逻辑，我国高校就应该马上缩招，比如说，全国就只准北大清华招生，其他的大学全部关门，这样我国的高教水平就会大大提高。这一逻辑不是很可笑吗？”

不过，汤敏也强调，“当时如果高职高专扩招更快一些，大学本科扩招更少一点，可能就业结构会更好。”汤敏认为，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我们国家可能更需要职业教育。“现在难点是什么？一是，人们的观念转变比较慢，现在高职高专招不着人，家长不愿送孩子上高职高专。第二，我们高职高专教育质量更差。我们国家整个教育政策对高职高专倾斜不够，投入不足，更多地还是向本科倾斜。地方政府也是更支持本科增加招生。”

陈志文介绍，当时支持扩招还有一个说法，“我们把好质量关就行了，扩招也没有关系”。陈志文认为，这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为什么现在用人单位招毕业生都看出身，看是不是985、211？原因在于我们高等教育的出口是没有把关的，事实上没有控制，也控制不住。”

汤敏则指出，一般是最好的学校淘汰相对要高的，一般学校淘汰率低一点。“这是正常的，因为好的学校实行精英教育，差的学校更多的是发展大众教育。即使没扩招之前实际上也是看出身的，否则人家为什么打破头要进北大清华。”

陈志文认为，大学扩招改变了教育供给结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中唯一没有实现的就是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目标，其他目标都提前超额完成了。换句话说，读普高越来越多，读中职越来越少。“我个人认为，客观来讲，扩招之后上大学这么容易了，我干嘛还要上中职？夸张一点讲，想不上大学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汤敏则指出，这也要看中职的发展目标是拍脑袋出来的，还是经过严格测算的。“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高职，而不是更多的中职。现在都在谈未来教育、人工智能，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中职水平上，将来怎么跟其他国家竞争？”

汤敏认为，教育要有前瞻性，是要为未来服务的。“培养大学生不是说就只看毕业那一年的就业情况，而要看未来十年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