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 农商银行越大越好吗？

导读

固然，法人治理很重要，股权结构很重要、报表数据也很重要，合并重组、统一法人可以立竿见影地理顺股权关系、消除账面不良、消除高风险社，但终归“发展”才是化解风险的真正良药。如何在“技术性”化险解困之后，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稳健发展，保持农商银行机制灵活、快速响应的服务优势，把“快银行”“暖银行”的服务特色做到极致，确保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战略一以贯之，确保始终“姓农”？这是摆在每一位改革者面前的必答题。作者丨中华合作时报刘小萃

越来越少，越来越大。

这是农商银行改革呈现出的显著变化：法人机构越来越少，资产规模越来越大。

合并重组、统一法人渐成趋势。

那么问题来了，农商银行越大越好吗？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从全局视角审视、判断。

“统一法人”成最受关注改革模式

20年一个轮回，农信社又一次迎来了重大转折点。

今年是深化农信社改革20周年，回望20年前的那一场改革，以“空前绝后”来形容并不为过。

当年改革措施的顶层设计，系统而全面。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3】15号文）为依据，一盘气势恢弘的改革大棋徐徐展开。

从各省统一设立省级联社，“小法人+大平台”的机制设计，到明确股份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三大产权模式；从确立“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四自”原则，到投入1600多亿元“真金白银”化解历史包袱，再到推出一系列配套的财税扶持政策，可谓一揽子改革举措“强力推动、一插到底”。

始于2020年的最新一轮农信社改革，以原中国银保监会出台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意见》为起点，没有走“全国一盘棋”的改革路径，这一次监管层强调的改革思路是“一省一策”，允许各省因地制宜，大胆创新，这让改革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全省统一法人，无疑是最具想象空间的改革模式。

2023年9月27日，辽宁农商银行挂牌。辽宁农信社改革以“全省统一法人”为总体思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由沈阳农商银行牵头合并30家农信联社组建辽宁农商银行，第二步再吸收25家县级农商银行合并组建最终的辽宁农商银行，这将是一家资产规模超万亿的农商银行。改革全部完成后，辽宁省仍有三家农商银行（大连农商银行、东港农商银行、凤城农商银行）保留独立法人。

就在辽宁农商银行挂牌的几个月前，海南省也启动了“全省统一法人”模式的农信社改革：在海南省农信联社和19家市县行社的基础上，采取新设合并方式组建海南农商银行。目前，这19家市县行社的资产规模已超过3200亿元。

据了解，除辽宁、海南外，还有多省计划采取统一法人改革模式。

“全省统一法人”改革模式，对于运行成本高、客户分散、风险相对集中的农村中小银行很有吸引力，但其改革难度也显而易见，股本金来源、股权置换和不良化解是最为棘手的难题，总体而言，这种模式改革难度大、成本高、耗时长。

相对而言，组建地市级农商银行难度较小。近年来，河南、四川、广东、云南、黑龙江、新疆等地农信社都在加快组建地市级农商银行。

合并重组渐成趋势，缘于金融业的特殊性。金融机构要想实现稳健发展，对经济的规模效应、人口的集聚效应都有较高要求，在一些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的老少边穷地区，金融机构运行成本高、抗风险能力弱、科技支撑乏力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这些地区的农商银行，对于组建地市级法人机构有较大诉求，希望通过改革提升抗风险能力、实现集约化经营管理。

“推动在新疆人口不足100万、GDP不足1000亿元的地州市组建统一法人农商银行。”全国人大代表、新疆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郑育峰，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化险解困”是本轮改革首要任务

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全国高风险金融机构为366家，其中农商银行（农信社、农合行）为217家，占比近60%。

这几年，经济下行、疫情叠加、利差收窄、大行下沉、金融科技竞争加剧……一系列不利因素让受区域经济影响较大的农村中小银行遭受冲击，盈利能力下降、不良率高企成为很多农商银行不可回避的难题。

正因如此，如何通过改革化险解困，走上一条良性稳健的发展道路，成为这一轮农信社改革的首要任务。

广东农信社采取“N个一部分”改革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方面考虑。

当地农信社发展不平衡、经营参差不齐，按照“以强带弱、中间抱团”的原则，广东省政府构建了多个农商银行集团，集团内部以股权为纽带，由母行向子行“注资、注制、注智”，形成了深圳、广州、珠海、东莞、顺德、南海、汕头等多个银行集团并存，且适度竞争的市场格局。

因省内地区间发展差异大，广东农信社选择了这种较为特殊的改革模式，但是可复制性并不强。更多的省份则是热衷于选择“自上而下”参股的“银行控股公司”改革模式。

例如，为化解风险、转换机制，河南农信社采取了“上参下”逐级参股控股模式，通过组建河南省农商联合银行，成立18个省辖市农商银行，最终形成“省参市、市参县”的三级管理架构。

虽同为“上参下”的联合银行改革模式，山西则选择“省参县”两级管理架构，即由省级法人农商联合银行直接参股县级法人行社。这一改革模式在理顺股权关系的同时，也保留了农信系统二级法人结构不变，保持了县域法人机构的稳定。

“做小做散”是必须坚守的经营理念

与大多数省份都面临“化险解困”的改革任务不同，业绩优良的浙江农信把改革目标聚焦到了“强化服务、优化管理”上。

2022年4月18日，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挂牌成立，全国深化农信社改革“第一单”落地浙江。这一“联合银行”改革模式保留了之前“下参上”的股权关系，因没有改变原省联社与基层行社的股权结构，显得较为“温和”，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彻底”的改革。

而浙江农信的选择，恰恰体现了“一省一策”的改革思路。基于“强化服务”的改革目的和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浙江农信没有选择“统一法人”“银行控股公司”等具有颠覆性、成本高、耗时长的改革模式，而是选择了成本低、阻力小的改革模式。

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董事长王小龙提出了“守正创新”的改革发展理念，他称浙江农信本次改革是“赋能改革、增量改革、提升改革”。

而“做小做散做土”，正是浙江农信“守正创新”改革发展理念的核心思想。对这一经营理念的坚守，护航浙江农信跨越了经济周期，无惧风雨，持续创造着优良稳定的经营业绩。

在这2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中，浙江农信把坚持“做小做散做土”做到极致，并且对资本的强势和逐利性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他们坚持做“以人为核心的普惠金融”，保持战略定力不动摇，争做地方金融“小冠军”；从不鼓励农商银行上市和任何形式的合并重组，极力规避资本逐利性对农商银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从不强行推动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坚持改革循序渐进、水到渠成；坚持“姓农、姓小、姓土”的核心定位，坚持“小而美、小而优、小而强”差异化发展道路……可以这样说，他们以一份坚持“做小做散做土”的初心，成功避开了每个发展阶段所隐藏的“雷区”，稳稳当当地走到了现在。

王小龙在多个公开场合都强调过，农信社的很多问题并不是资本“一控了之”就能解决的。“把方向、管风险”始终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农信社改革仍然要考虑到我国的治理体系和“什么是农信社的根脉？”这两个关键问题。

“确保‘农信社姓农’，才是首要问题。”这是王小龙反复强调的。

“机制灵活”是农商银行最大优势

在合并重组、统一法人渐成农信社改革趋势的当下，什么是农商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仍然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因农而生、因农生兴、根在“三农”的农商银行，虽然已经全面走向了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道路，但其天然具有“合作制”基因，始终与“三农”血脉相连。因其人熟地熟、决策链短、机制灵活，在服务“三农”、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固然，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法人治理很重要，股权结构很重要、报表数据也很重要，合并重组、统一法人可以立竿见影地理顺股权关系、消除账面不良、消除高风险社，但终归“发展”才是化解风险的真正良药。

农商银行终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它承担着商业化发展和政策性支持的双重任务。

如何在“技术性”化险解困之后，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稳健发展？如何保持农商银行机制灵活、快速响应的服务优势，把“快银行”“暖银行”的服务特色做到极致？如何确保农商银行始终“姓农”，确保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战略一以贯之？……

这些，都是摆在每一位改革者面前的必答题。

农商银行需要金融科技强有力的支撑，需要保持机制灵活的竞争优势，需要一只坚强有力、“一懂两爱”的领导干部队伍，需要一只勇于创新、甘于奉献“农信铁军”……然而，这些制胜利器，都不是靠“一统一并”“由小变大”就能有效解决的，而是需要改革者以坚强的战略定力、高超的经营智慧和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精神加以解决。

小有小的难，大有大的痛。“变大”后的农商银行必然遭遇新的挑战与考验。

上一轮农信社改革的经验得失还没有好好总结，新一轮改革已经启航，这样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又将迎来一个怎样的20年？

我们祝福，并拭目以待。

（点击上图查看刘小萃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