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律师能否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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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诉讼中，律师的阅卷权是一项重要的子权利，允许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其来源于被追诉人的知悉权。律师辩护权还包括会见权与调查取证权，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辩护权的行使。理想情况下，辩护人应首先通过查阅案卷、调查取证来了解案件事实，然后会见被追诉人以核实证据并倾听意见，最后设计出合适的辩护策略。然而，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虽可行使会见权与调查取证权，但阅卷权只能在审查起诉阶段后行使，这种时间上的错位限制了侦查阶段律师辩护职能的完整发挥。

大多数学者支持在侦查阶段赋予辩方阅卷权，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存在不同意见。一些学者提议引入类似于英美法系的“证据开示”制度，而其他人则建议借鉴俄罗斯的做法，赋予辩护人讯问在场权。还有学者认为应继续完善律师阅卷制度，并直接赋予辩护律师侦查阶段的阅卷权。改进阅卷制度不仅可以缓解审前阶段的控辩不平等，还可以监督侦查活动的合法性，保障被追诉人的人身权益，且面临的改革阻力较小，有利于法治的实施。通过结合刑事诉讼的基础理论与国外的立法经验，探索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律师侦查阶段阅卷制度改革。

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迟迟未能获得阅卷权，主要由于侦查权过于强大、”侦查秘密”原则以及辩护权不被充分重视三个因素。侦查权过于‬强大‬使得整个侦查阶段高度封闭，而“侦查秘密”原则虽‬为了确保侦查活动的保密性，避免证据被篡改或破坏，但同时也限制了辩护律师的参与。侦查机关在案卷制作过程中倾向于记录对被追诉人‬不利的证据，往往‬忽视无罪或罪轻证据‬，进而造成了“口供中心主义”的形成。由于侦查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行决定侦查措施的适用，且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使得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行使阅卷权面临较大阻力。

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受限，尤其是阅卷权的缺失，反映出对辩护权的系统性忽视。虽然《刑事诉讼法》多次修订完善了辩护制度，但仍未能彻底实现一步到位，甚至最近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也未触及到辩护制度的实质性进展，而是调整了其他方面的内容。侵害律师利益救济机制不够科学、公正，尽管检察机关提供了救济的程序机制，但由于其身份定位及‬中立性问题，对于律师能否真正获得救济仍存疑。此外‬，会见、调查取证难等问题仍然存在，办案机关拒绝律师会见的理由繁多，极大影响了律师的会见权及‬调查取证权的行使。

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阅卷权必然要求开放部分侦查卷宗，若没有保密措施，很‬容易产生‬侵犯隐私及‬威胁证人安全等风险。侦查卷宗包含着各类主体的个人信息，而我国的相关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对这些信息采取保密措施。若‬律师阅读卷宗并与犯罪嫌疑人交流时‬意外或故意泄露证人的联系方式或家庭住址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例如1998年山东日照发生的“证人被杀血案”。缺乏对证人的保护会导致越来越多的证人拒绝出庭作证，进而影响案件事实查明及‬实现‬‬司法公正。如何平衡律师的阅卷权‬与相关主体隐私保护、保障证人人身安全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困境。

赋予辩护律师侦查阶段的阅卷权虽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但‬在推动审判中心改革的背景下，辩护律师侦查阶段的阅卷权显得尤为重要。辩护律师通过阅读侦查讯问笔录可以发现矛盾之处，并在侦查阶段给予犯罪嫌疑人法律指导，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侦查阶段是审前程序的重要阶段，辩护律师的参与可以有效监督侦查活动的合法性，推进审前程序的公正性。通过赋予辩护律师侦查阶段的阅卷权，可以更好地配合“捕诉合一”及认罪认罚从宽等改革措施，促进司法公正，实现审判中心的正确定位。另外‬‬，还‬有助于增强辩护力量，确保控辩平衡。

在制度建议方面，应为侦查阶段的阅卷权构建提供一系列创新性的措施。通过立法明确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阅卷权利，是基于对律师作为法治建设中重要角色的认可，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侦查秘密与律师阅卷权之间的潜在矛盾。采用电子卷宗技术限制阅卷范围，主要开放与被追诉人有关的侦查笔录，则是一种创新的技术手段，旨在保护侦查秘密的同时，确保律师能够获取必要的案件信息。此外，配套个人信息保护、律师保密义务、设置救济渠道等措施，进一步保障了律师阅卷权的便利性和合法性，有助于确保诉讼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

由于侦查权过于‬强大、辩护权未得到充分重视，以及开放侦查卷宗存在‬潜在风险，律师在侦查阶段的阅卷权尚未确立。然而，赋予律师阅卷权是推动从“侦查中心”向“审判中心”转变的重要步骤，能显著增强辩护力量并配合司法制度改革。鉴于全面开放侦查卷宗容易‬引发‬泄漏隐私‬及‬人身安全风险，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有限度地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阅卷权，如允许律师查阅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辩解、参与的侦查行为记录及相关录音录像。同时，通过引入相应的技术保护措施，确保律师能在侦查阶段顺利且合法地进行阅卷，从而有效平衡司法公正与安全保护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