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璟璟
近日，有媒体报道，贵州惠水县一名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因工受伤，聘请律师后，拿到了180万元的赔偿款。而律师则根据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拿走了其中的一半，也就是90万元作为律师费。（新华网）
梳理此事的来龙去脉，就事论事的说，涉事的代理律师并非单纯是“漫天要价”“狠宰一刀”。至少在形式上，其收费是按照事先的合同约定，这与事后变卦、要挟加价的“宰客”是有本质区别的。但，这份“委托代理合同”是否有效，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众所周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国家发改委、司法部《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于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民事案件，律师收费不得采取风险代理模式，胜诉抽取高额提成——以此量之，本案中，律师与被代理人所签订的“按比例抽成”的委托代理合同，原本就是违法的，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诉讼代理服务收费多少，本属于市场自发调节的范畴，是供需双方自主议价的结果。在此大框架下，《律师收费管理办法》之所以对涉工伤索赔类案件作出排除“风险代理模式”的限制，其背后的逻辑链条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工伤赔款属于是一种补偿性、救济性、保障性的特殊资金，其一方面事关“责任赔付”的公平公正，另一方面则决定了对“伤者”今后生活的兜底安排……而抽取高比例的律师费，不可避免、或多或少，会有损于上述两大核心价值诉求。
在涉工伤索赔类案件中，“高价”律师扮演的角色是很复杂的，其既帮被代理人争取到了更多的“实得利益”，却也在客观上侵占了受伤职工的“应得利益”。以本案为例，双方事前约定“赔偿在80万以上到90万之间的，律师费提成5%；赔偿在90万以上的，全归律所收入”。这份合同固然无效，但需要反思的是，农民工为什么会愿意签下？180万的赔偿款中，有多少是伤者“本就会得到的”，有多少是律师以自身努力所带来的“增量贡献”？
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是90万的律师费太高太贵。而是一个失衡的市场结构与法律环生态下，相对于农民工等，律师的强势定价地位被无限放大。必须看到，涉工伤索赔案件往往牵涉多方、程序冗长，关联的司法过程堪称庞杂，这些都构成了极高的专业壁垒，都足以让维权的农民们望而却步。那么，花高价去请律师、请优秀律师，就成了他们的唯一选择。在此过程中，讨价还价、理性决策，是很难完整实现的。
优质的律师，永远是稀缺资源，永远不会便宜。若单纯限定涉工伤类诉讼中的“律师费”价格，从市场思维角度审视，反倒会损害“受伤工人”获得最好法律服务的机会。治本之策，绝不是“限价”，而是理顺和简化整个的维权制度框架，降低其中对于高阶法律服务的依赖程度，让农民工们能够心里有底、心中不慌，而不是慌不择路地出大钱请高人买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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