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律师上不了天堂

       一位医生、一位教师、一位律师死后到了天堂，医生分得了一套充满阳光的房间，教师分到了一套别墅；而律师却被分到了一栋大厦，而且有许多舞女在为之缓歌慢舞浅唱低吟等待分配住处。医生和教师都不服气，就找到圣·彼得，说为什么给律师这么好的待遇，而给我们的比他还要差呢？圣·彼得回答说，物以稀为贵嘛，他是第一个到天堂来的（律师），当然要住得好一点啦。这是美国的一个笑话，虽然是幽默的，却稍显黑色。律师能够升入天堂的，在美国人看来是寥寥无几的。医生和教师因为进入天堂的太多了，所以拿到一般的东西也就可以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作为一个律师，人们对他的评价或者对他的挖苦是比较多的。当然，严格说来，律师职业本身就带着很大的困难。

       记得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说过一句话，治国最好的人是医生，而不是律师，因为医生首先能够了解病情，把病症摆出来，然后寻找治好病的方法，而律师是为人服务的，所以拿了人的钱，总要为人去论证，哪怕他有了罪也要论证他无罪。这样的话虽然对律师有点不公，甚至误解，但以医生和律师共同的职业特点为切入点，做一个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却是合适的。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律师时常背负“唯利是图，腐败掮客”的恶名，不仅被视为“打击犯罪”的阻力，而且被看作司法力量的异己，“总是在帮坏人说话”。于是，“铲除黑心律师”甚至废除律师制度的呼声不绝于耳。那么，为什么要有律师？或者说，没有律师为什么不行？

       我们之所以需要律师，首先基于历史的教训。记得彭真同志在回顾“文革”遭遇时曾说过这样的意思：要有律师啊，他们不让我说话，总得有人替我说话吧。身受“文革”之苦的那代人，比当今的人更懂得律师的重要，而律师制度的重建，也正是彭真等前辈们努力的结果。可以说，律师是完善的审判所不可或缺的。尤其在刑事领域，涉及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在剥夺它们之前，“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听审”。审判公正靠什么？不是控辩合作，而是控辩对抗。控辩合作只能意味着审判不过是走过场，只有控辩对抗才能形成相互质疑，才能充分发现对方漏洞，让裁判者发现那些可能被公允的眼光所忽视的事实。因此，证据必须“晾晒”，证人必须“过堂”，单凭一纸“证言”就剥夺他人自由，是没有公正底气的表现。

       很多人担心：允许律师首先服务于他的委托人，而不是服从于打击犯罪的目标，这样做一定会使许多坏人漏网。毋庸讳言，的确有律师帮了坏人还“振振有词、心安理得”。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要怕律师帮了坏人，正如不能要求医生不给坏人看病一样。如果好人坏人成为治与不治的标准，那么，医生们就会这样考虑：好人的病治不好不要紧，坏人的病治好了可就麻烦大了。最后，倒霉的还是广大的好人。同理，我们不能要求律师只帮好人，那样一来，坏人好人的判断必然转化为有罪无罪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将被提前到律师接受委托之时，这显然是不妥的。本来，两造对垒中，每有一名律师站在错的一方时，就有另一名律师站到对的一面。

       且任何社会都需要有权力制衡的体系。从我们国家来看，有国家的立法权、国家的审判权、国家的行政权、国家的检察权的分工和制约，权力制衡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它也是一个国家民主制度、法制建设是否完善的标志、尺度和试金石。律师制衡作用的力量是通过一种民间的力量去制衡的。我们现在的监督，光靠各级人大的监督不够，监督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民间监督、舆论监督，律师是民间监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世界各国都把律师包括律师的制度、律师职业看做是社会民主制度的捍卫者。我们无法保证缺少捍卫的权利和缺少制衡的权力会将国家指向何方，这也正是我们如此需要律师最直接最无可反驳的理由。当这个社会不再将律师看成社会的恶势力时，谁又敢说律师上不了天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