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之大者，一位资深律师的解读

有人说，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价值观可用八个字概括：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深表赞成。金庸先生不愧是一代“造侠高手”，在他灵巧浩瀚的笔下，通过几部武侠小说，就塑造了许多各具特色、栩栩如生的仗剑侠客。有嫉恶如仇，具有强烈民族大义的丐帮帮主洪七公；有憨厚耿直，反金抗蒙、至死要坚守襄阳的郭靖；有赤诚、善良、悲悯的张无忌；有错而能改，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武林的杨过；有放荡不羁，维护正义，潇洒豁达的令狐冲。还有《鹿鼎记》里“平生不识陈近南，纵称英雄也枉然”的陈近南，《天龙八部》里的乔帮主萧峰，《雪山飞狐》里的苗人凤、胡一刀等等。

年少时，曾经一度沉迷在金庸、古龙武侠小说里，不能自拔。时常跟随武林侠客的脚步，飞檐走壁，在他们的江湖里欢喜悲忧，维护正义。试问，当年哪一个年少的男儿没有一个武侠梦呢？那时候，懵懵懂懂的，不知道“大侠”究竟为何物。只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做了好事，谁干了伤天害理的事；谁的武功高强，谁的江湖地位高，谁在《兵器谱》的排名靠前。

大学期间，中央电视台横空出世的一部电视剧《水浒传》的热播，尤其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好汉歌》，加强了我对侠客和侠义的认知。我开始考虑，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大侠？什么样的行为才是侠义精神？毫无疑问，剧中鲁达（鲁提辖，按现在职务属营职干部）是一个妥妥的、见义勇为的侠客。在酒楼喝酒，路见不平，不顾营长身份得失，挺身而出。当他得知金翠莲被郑屠夫强骗后十分恼怒，以花式切肉为由挑衅郑屠夫，最后三拳打死了镇关西（郑屠夫）。

那时我想，虽然鲁提辖的行为以暴制暴，简单粗暴，但不失为可敬可爱之人。在水浒传中，“花和尚”鲁智深这个人物太重要了，侠义的也很关键。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鲁智深，就不会有在“野猪林”被救下的林冲。如果没有林冲，就没有在梁山《火并王伦》的故事，更没有托塔天王晁盖后来在梁山泊聚义的后续。而且，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火烧瓦罐寺”“倒拔垂杨柳”“单打二龙山”的英雄故事，也为《水浒传》增色不少。

《好汉歌》的词曲俱佳，高亢激昂，激荡人心。歌词写得尤其好，一句“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起头，不仅陈述了《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是天上的三十六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也昭示了自然规律和天道法则，非常有哲学意境。“生死之交一碗酒啊。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的这一段，将渴望社会平等，勇于帮助弱小，不计得失，专打抱不平的侠义之风，抒发的豪迈奔放，淋漓尽致。

做了律师，我才真正明白，现实与小说之间，侠义行为与法律法治之间，存在不小的分歧。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侠客或者侠义行为不多。我一度疑心，我们是否缺少发展侠义精神的土壤。2000多年前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序》中，法家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早已揭示了部分根源。即使你出于正义，帮助弱小之目的，但是你“以暴制暴”“以毒攻毒”的侠义行为，当今却极易构成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甚至故意杀人罪。还有，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非法侵入住宅罪、侮辱罪等等罪名，在后面排队恭候着您。

20年前我承办的一个涉嫌故意伤害罪案，行为人为了制止9名年轻歹徒寻衅滋事和突然袭击，保护自己的亲戚，造成对方一人重伤后果，惨被公诉。案件历经发回重审、免于刑事处罚，最终检察院撤诉。还有，2012年一个伤害案件。某超市个体户，因拒绝2名小混混的强买强卖香烟行为，被多次挑衅殴打后，用剪刀刺死刺伤对方。虽然，两个人都被轻判，但他们都没有等来正当防卫和无罪的结果，让我一直意难平。记得某个栏目有个专家说的好，中国的侠客和侠义行为，是给衣服“打补丁”的行为。既然是“打补丁”，就有可能打得好，也有可能打得不好。法治社会讲依法治国，这种行为（侠义行为或者见义勇为）是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因此，他们的观点，是不提倡不鼓励。

而我想说，虽然我们是法治社会，但是仍然需要一点侠义精神。理由主要有三点：一个是，侠义精神是我们民族的血脉传承，是正义善良勇敢的体现。金庸先生总结的好，“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历史上的那些侠客也好，侠义行为也罢，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是为国家或者为他人，或路见不平，或挺身而出，或一诺千金，或敢于担当，但不是谋取私利。如果，没有了侠义精神，我们的社会将变得冰冷无情。其二、法律处罚具有滞后性，不能及时消除违法犯罪于萌芽。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的社会，高铁“不讲理的霸座”，汽车恶意停放小区大门口，校园霸凌，公交裙底偷拍猥亵，制假贩假，酒店房间非法安装摄像头等等乱象，行为人嚣张得意是常态，老实人吃亏委屈也是常态。我们的法律不能说不管用，但不及时是事实，需要等待发生或者造成严重后果也是事实。最终，虽然违法人得到处罚，但时过境迁，受害人也未必觉得大快人心。第三、社会需要自我净化、自我救济机制。法律不是万能的，将所有的社会矛盾交付法律是不切实际的。打个比方，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法律是对已经病变的组织进行手术，该缝合的缝合，该切除的切除。但我们知道，手术是不得已的救治，而且，通常细胞组织已经遭受到了破坏或者损毁。假设一下，如果我们社会中侠义精神满格，对违法犯罪或者违反道德的人或者事，多一些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同志。那些校园霸凌、裙底偷拍、公交猥亵、制假贩假，无理霸座等等怪象乱象，还会此起彼伏吗？那些坏人，还敢那么嚣张得意吗？

当然，这里我绝不是宣扬鼓励“以暴制暴”的违法犯罪观点，而是希望我们社会对于侠义行为，或者说见义勇为行为，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尤其是司法机关。可喜的是，高层已注意到这一现实法律问题，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特别指出，2021-2023年有77名被告人以正当防卫宣告无罪。报告还明确提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刑法》第二十条已被唤醒。以此而论，我国的司法裁决理念已经发生了某种可喜的变化。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法律法治和侠义精神不完全冲突，似可以有机的结合。

2024年3月10日是金庸先生百年诞辰。谨以此文献给对襄阳有特别情感的金庸先生，感谢您将襄阳写得那么热闹，那么侠义！襄阳人蛮自豪。悠悠汉江水，侠义襄阳城，这将是襄阳的一张名片，也将作为襄阳的文化和血脉传承。

作者简介：

王虹理，湖北维思德（襄阳）律师事务所主任，民盟盟员，政协樊城区第六届委员、第七届常委；樊城区“米芾人才”；湖北省律师协会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襄阳市律师协会监事会监事；襄阳市律师协会金融证券与保险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第六届襄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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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祁弘毅（实习生）| 校对：黄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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