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小组里的律师：董必武、刘伯垂、张国恩

来源：《律史钩沉》、“上海律协”

在辛亥革命之后，一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学子，成为了中国最早的职业律师。他们在操持业务的同时，追寻政治理想，大力传播海外的先进思想，并积极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铭刻着董必武、刘伯垂、张国恩这三位律师的名字，他们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董必武（1886-1975），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

董必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持或参与制定了党与红色政权的一系列法规文件，为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法治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职务，为新中国的巩固、建设和发展竭诚尽智、鞠躬尽瘁。

1914年1月，董必武与张国恩入东京日本大学法律系学习，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7年回国，两人遂在武汉合办律师事务所，并分别赢得“硬笔头”和“灵舌头”的美称。刘伯垂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孙中山后，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伯垂回国也在武汉当律师。

刘伯垂（1887-1936），鄂州市华容区段店镇人，曾筹建中国共产党在湖北的第一个支部。

1920年夏，在上海的李汉俊建议董必武、张国恩，在武汉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同时，陈独秀委托刘伯垂，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并交给了刘伯垂他写给包惠僧的信、建党经费以及进步书籍。回到武汉，刘伯垂与包惠僧、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等人联络，商讨建党。

1920年9月中旬，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包惠僧等7人，共聚武昌抚院街2号董必武的寓所即与张国恩合办的律师事务所内，刘伯垂主持召开了会议，大家认真研讨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及有关文件，一致赞同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这是继上海之后，全国出现的第二个共产主义小组。会议推选了陈潭秋负责组织，张国恩负责财务，由刘伯垂提议，推选包惠僧任书记。随后，刘伯垂用陈独秀交付的经费租下武昌多公祠5号为机关部，门口挂着“刘芬律师事务所”的招牌，并以张国恩的别名“梅轩”暗称该组织，以便进行联络和交流。他们每星期开会一次，有时在董必武、张国恩律师事务所，有时在刘伯垂律师事务所。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发起成立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开展学生运动；逐步与人力车、搬运、纺织、轮驳、兵工、铁路、香烟等行业的工人建立联系，促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公开成立“马克思学术研究会”，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董必武后来回忆说：“武汉成为一个共产党的重要基地”。

1921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返回武汉后，董必武向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全体成员传达了“一大”召开的情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在党“一大”召开前还发展了黄负生、刘子通、赵子俊。

从上述史料看出，董必武、张国恩和刘伯垂三位律师在建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时所起到重要作用，正是在这三位律师的积极参与下，并利用律师事务所做掩护，顺利建立了早期的武汉共产党组织，对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初，为中国寻找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的理想推动了律师们投身政治运动。正是基于此，很多律师与共产党人走到了一起。在当时人数并不多的律师群体中，有的成为了共产党的坚强支持者，有的则转而从事政治活动，成为了杰出的共产党人。正是因为如此，刚刚成立的共产党坚定地把律师作为自己的同路人。

1922年7月16日，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代会上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就提出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可以说，这份90年前的文件，是共产党涉及律师的最早的一份文献。

1936年4月，共产党中央发出《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其中也把律师公会列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阵线。这清楚地说明，共产党对于律师群体的尊重、信任和重视。

从历史事实，不难看出，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和开展革命活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董必武、刘伯垂、张国恩起着推动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

【来源：《律史钩沉》、“上海律协” 编辑 ：李祯 责编：高文凤 审核：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