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律说法65|武汉，疫情下的会见

作者：武汉刑辩律师徐佳俊

转眼间，距离新冠疫情爆发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我们的状态从骇然惊惶到习以为常。疫情的突如其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律师刑辩业务的开展就受到很大的冲击。遥想当年，我们律师会见还是非常方便的，看守所随时可以去，随时可以安排，会见时长不受限制，时间上非常灵活。当然，由于没有预约制，想要实现会见自由必须要提前去，早早地守在看守所门口排队。

疫情来了之后，一切都变了。我曾在疫情尚未肆虐、武汉封城之前，进行了年前会见，当时还跟当事人开玩笑说，如果外面疫情严重了，你们在里面的人反而最安全。殊不知，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像看守所、监狱这种空间狭小、人群密集的监管场所，一旦有人感染，病毒便会迅速传播开来，短时间内造成大面积的感染，后果不堪设想，就像山东任城监狱那样，在监狱内部造成疫情扩散蔓延，又像武汉女子监狱那样，险些铸成大错。

有了这些前车之鉴，武汉监管场所在疫情防控面前，不敢再有所懈怠，严格加强了场地管控，进行了全封闭式的管理，导致律师会见举步维艰，产生了新会见难的问题。就拿我们律师常去的看守所来说，总体上经历了拒绝会见、限制会见、放开会见三个阶段。

一、拒绝会见

武汉解封之初，当时碰巧接了一个刑事案件，家属急需律师在第一时间前往武汉某看守所会见当事人，作为承办律师，我也像往常一样强调了首次会见及时性的重要性，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我被看守所工作人员拒之门外，被告知新进的犯罪嫌疑人要隔离二十八天，先在拘留所隔离十四天，转到看守所后再隔离十四天。隔离期间，律师不能会见。我反复交涉无果后，悻悻离去。等到二十八天期满后，我再次前往，却被告知要隔离两个二十八天，让我一个月后再来。我被这种没有明文规定、出尔反尔的口头告知惹怒了，写了一份情况反映材料向主管部门反映，后来也有别的律师遇到和我类似的情况，也进行了反映，才艰难地促使该看守所允许律师在嫌疑人隔离期间进行会见。

二、限制会见

犯罪嫌疑人隔离期间可以会见的事倒是解决了，但要想会见却一点也不轻松。要想会见，要提前预约，预约的平台主要是微信上的“监所服务平台”或支付宝上的“律小易”，还有的看守所采取微信群或者电话预约的方式。因为只能视频会见，而很多看守所又是匆忙上马会见设备，会见的电脑机位非常少，很多看守所就一个机位，远远不能满足正常的会见需求量，导致律师会见要拼命抢号，常常是一号难求。曾经武汉有两大看守所堪称是会见界的卧龙、凤雏，足足要等上两个礼拜才能排上号，搞的很多律师直接都不想办这两个地方的案子。视频会见室很多是看守所门口值班室改的，还有的是废弃多年的旧房间改的，连一张干净的桌椅都没有，蚊虫到处都是，条件比较恶劣。有多个机位的地方，没有挡板阻隔，多名律师同时会见时声音互相干扰，也听不清对方说话的声音，会见过程堪比“喊麦”。不仅如此，会见时间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有二十分钟或三十分钟，这对于首次会见或者复杂案件会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耳机只有一副，如果两名律师会见同一当事人，一个没法参与。总而言之，从会见安排、会场环境、会见方式、会见时长都受到严格的限制。

三、放开会见

这里的放开不是指完全放开，恢复到疫情之前的会见状态，而是有条件地放开，减小会见的难度。其实，2021年下半年，疫情消除的时候，湖北省内其他地区的看守所就逐步恢复面对面会见，只不过中间加装了玻璃或者透明塑料膜。但武汉自解封以来一直都是视频会见，没有变过。放开主要是指预约难度下降、会见时间延长、会见环境改良。经过长时间的完善，武汉的很多看守所对会见场地进行了修缮，增加了会见的机位，满足多人同时会见的需求，还在每个机位之间安装了挡板，有的在格间还安装了玻璃门，形成了半封闭或者封闭的会见空间，避免会见时的互相干扰。机位的增加也使得会见变得很好预约，律师再也不用等上三五天或两个礼拜才能约上。而且有的看守所也放宽了会见的时长，可以续时一次。

最后，希望疫情能够远离我们的生活，希望我们早日恢复会见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