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整合律令

清初律令，在多尔衮时期主要处于学习、整顿和制定阶段。大多具有探索、变通性质，但满族作为统治民族的法律地位首先得到肯定。

　（1）法制探索

　　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初二日，刑部右侍郎提桥上奏：“修明律令，需人甚急。”多尔衮明确指示，凡各衙门中有才识通明、熟谙律令者，各部堂官开送内院，酌情派出。这次修明律目的是根据摄政王意见，制定《大清律》。经过一年半努力，不见成效。然而，国家需要治理，没有成文法律，很是麻烦。所以，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十八日，刑科给事中杨璜叫苦：“龙飞三载，更定律令，尚未颁行，天下无所遵守。不但犯法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用法者避免乘一时之意。”希望“所司勘定颁示”。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大清律》终于制定成功，“颁示中外”。尽管有人说《大清律》是《大明律》的翻版，但内容总有满族文化交融其间。因为在4年之中，摄政王曾多次强调：“详译明律，参酌时宜。”凡是审问案件，“务将满汉条例，逐一开列，移送刑部定拟具奏”，这些指令已在社会上运作。修律官员直接接受指令：“律官参酌满、汉条例，分别轻重差等汇成一编进览。”譬如，明朝晚期量刑律令：“只有杖决二法，重者奇重，轻者奇轻。”多尔衮指示，要“援古酌今，详明切当，分别杖流绞斩之例”，务求法得其平。同时，最后决定权在皇上手中，“必俟陈断遵行”，刑部不能擅自决断。总之，初定《大清律》可谓是在《大明律》基础上的初步探索。

　　（2）清律变通

　刑法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常常与社会性质有关。清朝在数十年中从奴隶制，飞速向封建制度发展，在刑法方面带有很多落后生产关系痕迹。努尔哈赤时期法律十分残酷，犯死罪者常常八分其尸；丈夫犯有偷窃罪，处死其妇人，办法是将锅烧红扣在她头上，折磨致死；有贯穿耳鼻、鞭责等刑法。皇太极时期酷刑尽管有所减少，但仍然合法存在。清军进关后，多尔衮于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初九日，命各个衙门人犯，一律按照清律“鞭责旧制”，不许使用明朝杖责。明朝旧官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鞭责“不足以威众”。多尔衮针对官员犯赃严重，也认为“鞭责似觉过宽”，决定“自后问刑，准以明律”。将鞭责折合成杖责，“以三鞭准一板”计算。

　　清朝法律规定，凡是犯死罪者“俱用斩刑”，而明律规定有绞刑、问斩之分别。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十一日，决定死刑按明律，“仍分别绞、斩”。对于那些罪不致死者，用“以板易鞭”之刑。多尔衮下令废除关外酷刑，如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十五日，宣布废除“割脚筋之刑”。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十二日，宣布：“耳鼻之在人身，最为显著，贯穿耳鼻之刑，永行革除。”事实表明，满洲贵族在律令方面主要采用明律，部分参用清法，废除非人道酷刑，推进了法制文明发展程度，是一个进步。

　　（3）首崇满洲

　　明朝最高权力机构是内阁，崇祯帝死前（1644年）由七名大学士组成，即范景文、陈寅、魏藻德、方岳贡、邱瑜、蒋德璟、李建泰。国家重大事情，皇帝直接召见他们对话。清军进关后，因在甲申之变中，原有大学士范景文自杀，蒋德璟逃往南京，陈、方、魏、邱在京追赃死亡，仅有李建泰归降。内阁大学士开始只有洪承畴、冯铨、李建泰等人。李建泰以罪降革，反清被杀，由洪、冯唱主角，但今非昔比，不具实权。明朝内阁，凡是内外文武官民奏疏及各部院复奏本章，都发到内阁拟票、批红，然后由内阁发到六科。再由六科抄发各部院，而清初的内阁大学士洪承畴、冯铨等人，接触不到各部题本、奏章。仅有的权力是“官民奏闻”等琐碎之事。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初二日，洪承畴、冯铨上疏，奏明情况。尽管从五月五日，清廷宣布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并将在关外的六部官职名称加以更改，如改承政为尚书，参政为侍郎，理事官为郎中，副理事官为员外郎，额哲库为主事。启心郎暂且不变。实际上，内阁、六部汉官都不具有实权，只忙些烦琐之事。

　满洲贵族从统治民族地位出发，在各级衙门中实施满、汉两乘，印把子掌握在满洲人手中，所谓“首崇满洲，固所宜也”的话尽管出自多尔衮死后的第三年，而在国家政权运作中，开始就是如此。多尔衮承皇太极之旧，任命六部首席官员都是满人，如吏部尚书巩阿岱，户部尚书英俄尔岱，礼部尚书郎球，兵部尚书韩岱，刑部尚书吴达海，工部尚书星纳，甚至顺治五年（1648年）令陈名夏、谢光启、李若琳、刘余佑、党崇雅、金之俊分任六部尚书，但亦无实权。即使授予实权，他们也难于胜任，因他们“不胜恐惧”的心态，何能操持大政。所以，“首崇满洲”是无条文的国家大法，贯彻于满洲贵族政权的各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