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个人求助行为，该如何进一步规范？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蔡君彦 通讯员 刘则君

突如其来的重病等灾难，让多个家庭不堪重负，通过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发起个人求助，对他们而言无疑是黑暗中点亮希望的一道光，而不时被曝出的不诚信事件闹剧，则让人们的爱心被透支、伤害，网络化时代，个人求助该如何进一步规范？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成为被关注、热议的焦点问题之一。

其中，全国人大代表赵皖平带来了关于完善个人大病网络求助的立法建议。他表示，近年来，个人大病网络求助服务平台作为个人求助及社会互助的创新模式，发挥了“救急难”作用，但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的监管主体未明确，建议加快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立法。

图为全国人大社建委副主任委员、民政部原副部长宫蒲光

全国人大社建委副主任委员、民政部原副部长宫蒲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应规范网络个人求助行为”，慈善法修订“有必要增加网络慈善专章”。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监事长张凌霄律师则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个人求助，是对慈善事业的有益补充。

“应规范网络个人求助行为”

2016年9月1日，慈善法出台，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2020年下半年，在慈善法实施4年多之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开展执法检查，并公布执法检查的相关报告。

宫蒲光表示，在2020年执法检查和日常工作中，他深切体会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使慈善事业发展面临许多慈善法所未涉及的新情况、新问题，比如互联网慈善法治建设相对滞后、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机制不健全、慈善领域存在一些法治化盲区、慈善统计制度和慈善信息平台建设相对滞后等，迫切需要修订慈善法，更好地回应社会呼声。

尤其是过去几年，网络慈善为舆论所热议。他认为，在慈善法修订过程中，有必要增加网络慈善专章，系统规范网络慈善的定义边界、募捐办法、法律责任，明确互联网募捐平台的法定职责、个人求助的条件和义务，加强平台责任、审查甄别、信息公开、风险提示和责任追溯，规范网络个人求助行为。

同时，在慈善法已规制慈善组织行为的基础上，研究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慈善活动的特点规律，并纳入法律予以规范，特别是要将城乡社区办慈善、个人求助和个人行善、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等活动纳入法律规范。

另据介绍，“十四五”时期，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慈善事业将在服务困难群体、助力民生保障、促进社会进步、推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具体表现在，“慈善蛋糕”总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慈善事业主体力量将进一步壮大；慈善综合监管体系将进一步健全等等。而培育慈善组织、发展互联网慈善、支持慈善创新将成为下一步慈善事业发展的重点。

个人求助，是对慈善事业的有益补充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则明确提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党和国家对慈善事业赋予的新使命。

“多年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始终是脱贫攻坚的一大难题。健康扶贫不仅关乎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更关乎着社会稳定。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社会医保体系，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也建立了大病医疗和农村新农合为主的医保体系，但尽管如此，国家层面的医保体系还只能是一种兜底的措施，尤其在重疾方面，帮扶渠道仍比较缺乏。”张凌霄表示，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近年来，一批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相继出现。在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这些平台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张凌霄看来，相较于传统的求助方式，这些高效、便捷的互联网服务，更大程度地为公众求助或帮助他人提供了便利和保障。特别是，这些平台极大地降低了公众发起筹款的门槛，充分调动起了底层民众的自救、互助能力，对于落实精准扶贫，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消除致贫根源，遏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起到了重要的助力和补充作用，也是对国家医保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可以说，解决了很大的社会问题。”

在成效显著的背后，这些平台也存在着一些乱象。病情夸大、造假诈捐、筹款过多、隐瞒实际家庭背景、平台核实和监管机制缺位等舆论频见报端，屡屡遭受公众的质疑。每当其时，公众都会担忧和质疑，《慈善法》为何不对个人求助行为进行规制？个人求助行为不在民政部法定监管职责范围内，会不会失控？这是不是《慈善法》立法的漏洞？

张凌霄表示，个人求助，在《慈善法》等我国现行法律中确实都并没有禁止，甚至还是公民的一种权利，通常来讲，是指个人因自身或家庭成员出现困难，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向社会求助的行为。求助发起人应为本人或其具备民事法律责任能力的监护人、近亲属或委托授权代理人。在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上筹集资金的行为，可以定义为基于互联网的个人求助行为，平台则是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

在实务中，求助发起人一般都须按平台规定，提交发起人及患者身份信息、患者所在医疗机构开具的医疗证明等真实材料，但这些信息的真实性需由信息发布者负责，可自行提供证明材料，也可邀请第三方协助佐证。平台的义务是审核这些发起人提供的信息，通过后上线和生成筹款链接。审核过程中，发现求助人或发起人有刻意隐瞒、欺诈等违规行为的，直接驳回相关申请。然而，个人大病求助规模较大，平台的审核甄别力量有限，家庭财产状况核查比对渠道也非常匮乏，这也是屡爆负面新闻和屡遭公众质疑的原因之一。

但个人求助并非完全没有法律约束，虽然没有纳入慈善法律体系监管，不受《慈善法》调整，但依然在《民法典》、《刑法》等法律的监管范围。

对于因个人求助而进行网络捐款的行为，属于民法上的附义务的赠与行为，赠与人的赠与是附带条件的：求助者所有发布的信息必须是真实的、准确的，所有的赠与款项都应用于治疗或指定目的。如果个人求助者违反了以上条件，则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并追究个人求助者的法律责任。这在司法实践上早有案例。2019年11月6日，全国首例网络个人大病求助纠纷案在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宣判，网络筹款发起人莫某被判返还“水滴筹”（注：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全部捐赠15万余元及利息，这些钱将由平台返还给6086位捐赠人。

“或许，我们应该读懂立法者未将个人求助纳入慈善法限制的善意。”张凌霄表示，没有禁止个人求助，这是考虑到我国扶危济困的传统文化，也为真正需要的人保留了一条私力寻求救济的渠道。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慈善事业是在政府主导下对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必要的补充，那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赠与行为，其实，也是对整个慈善事业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