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诉讼未果要求退还律师费：司法实践与合同效力的博弈

在婚姻法律事务中，委托律师代理离婚诉讼已成为常见选择。然而，当第一次起诉离婚未获法院支持时，委托人能否要求退还已支付的律师费？这一问题涉及合同条款的法律效力、律师代理行为的合理性以及司法裁判的价值导向，需结合具体案情与法律规范综合分析。

一、合同条款的法律效力分析

（一）风险代理的合法性边界

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婚姻案件明确禁止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在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除30万元固定律师费外，原告需按一审裁判文书确定的财产分割金额（400万元以上部分）支付6%作为剩余律师费。这一约定将律师费与财产分割结果直接挂钩，本质上属于风险代理。尽管固定费用本身合法，但后续按比例收费的部分因违反禁止性规定，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条款。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六条，民事法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因此30万元固定费用条款仍可能有效。

（二）合同约定不明的处理规则

合同未明确约定“未判决离婚时律师费是否退还”，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双方可协议补充；无法达成补充协议的，按合同相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合同明确将“民事审判一审阶段”作为委托代理范围，并约定30万元为一审程序的固定费用。从交易习惯看，律师完成立案、庭审等代理行为后，委托人通常需支付约定费用，无论案件结果如何。因此，原告以“未判离”为由主张退费，缺乏直接合同依据。

二、律师代理行为的合理性评估

（一）代理行为的全面性与专业性

被告律师在案件中采取了多项实质性措施：向法院提交诉讼保全申请，查封被告名下股权及银行存款；通过律师调查令调取财产信息；增加诉讼请求以覆盖新发现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些行为符合离婚诉讼中律师的常规职责，体现了对委托人财产权益的积极维护。此外，律师在微信沟通中详细解释了婚内财产保全的必要性，履行了风险告知义务，未发现明显失职或过错。

（二）司法实践中的责任边界

司法案例显示，法院对律师代理行为的审查通常聚焦于“是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例如，在鹿寨法院审理的某案件中，因代理律师未按要求整理证据材料，被认定构成违约并承担部分责任。但本案中，律师已完成立案、调查、庭审等核心代理工作，未出现重大失误。根据“律师完成委托事务的程度决定费用支付”的原则，原告难以以“未尽责”为由主张退费。

三、司法裁判的价值导向与利益平衡

（一）尊重契约自由与维护实质公平

法院在处理律师费纠纷时，通常优先尊重合同约定。例如，在律图收录的案例中，若合同明确约定“无论结果如何均需支付律师费”，法院一般支持律所主张。本案中，30万元固定费用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法院倾向于认定其效力。然而，若合同存在显失公平或违反禁止性规定的条款（如风险代理部分），法院可能通过司法审查予以调整，以实现实质公平。

（二）诉讼成本的合理分担

离婚诉讼的结果受感情破裂程度、证据充分性等多重因素影响，律师仅能提供法律专业支持，无法保证判决结果。从诉讼成本分担角度看，原告支付的30万元律师费本质上是对律师服务的对价，而非“胜诉保证金”。即使案件未达预期结果，律师已投入的时间、精力及专业劳动仍具有价值。因此，法院通常要求委托人自行承担此类商业风险，除非律师存在重大过错或合同另有约定。

四、原告主张退费的现实困境与应对建议

（一）法律依据的局限性

原告的核心诉求是“未判离则退费”，但缺乏直接合同依据。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三条，委托人虽可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但需支付相应报酬。本案中，原告未主动解除合同，而是因案件结果不利要求退费，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此外，风险代理部分无效仅影响后续费用，不必然导致已支付的30万元固定费用退还。

（二）协商与救济路径

原告可尝试与律所协商部分退费，或通过律师协会、司法局投诉寻求调解。若协商无果，需通过诉讼解决，但需承担举证责任：一是证明律师存在重大违约行为（如未履行代理义务）；二是证明合同条款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鉴于本案中律师已全面履职且合同无明显瑕疵，原告胜诉可能性较低。

五、结论与启示

在本案中，原告以“第一次起诉离婚未果”为由要求退还30万元律师费，难以获得法院支持。核心原因在于：其一，合同明确约定30万元为一审阶段固定费用，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其二，律师已履行代理职责，无证据证明存在重大过错；其三，司法实践倾向于尊重契约自由，除非存在法定无效情形。

这一案例为当事人提供了重要启示：在签订委托合同时，应明确约定不同情形下的律师费处理方式，尤其是对案件结果的风险分担。对于律师而言，需严格遵守风险代理的禁止性规定，确保合同条款合法合规，并在代理过程中保留完整的工作记录，以防范退费纠纷。司法裁判在此类案件中扮演着平衡契约自由与实质公平的角色，既维护法律秩序，也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