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狱里狱外》 狱中沉思：在门槛上 中 胡风案骨干贾植芳回忆

我在日本不到一年半，就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正式开战了。我与许多留学生一样，又一次面对了人生选择。首先是我在日本所处的环境恶劣起来了。原来我刚到东京时，住在小石川区白山寄宿舍，与覃子豪、李春潮三人比邻而住。那个房主姓白山，是个日本老浪人，听子豪说，他过去在天津混过，现在正当着警察的耳目。果然，在我住下不到一个月，一天下午，住在楼下的白山叫下女上来叫我，说有朋友在下面等我说话。她把我引到房主的居室，白山正满脸笑容地和一个陌生的中年人说话。那人穿着洋服，身材茁壮，满脸横肉， 盘腿坐在塌塌米上， 大口大口吸着烟，白山毕恭毕敬地跪在一旁陪着。见我进来了，就主动招呼我坐在他对面，然后递给我一张名片，用流利的中国话自我介绍说：“我是东京警视厅的，听说你来了快一个月了，本来早就该来看你，因为事杂，分不出身子，实在对不起！”说着向我鞠了个躬，又作自我介绍：“我叫春山，是警视厅亚细亚特高科的，您以后在日本的生活由我负责照料。”说完又深深地一鞠躬。早就听说日本是个警察国家，没想到他们的监视网如此发达。从此以后，我就像陷在这张网上的虫子，旁边始终有只大蜘蛛心怀叵测地窥视着。以后我搬了几次家，都没有摆脱这位春山先生。到了战争爆发，那个春山刑士(政治警察)就来得更勤快了，开始还三天两天来一次，后来几乎天天光临，有时还带个助手来，他这时已抛开了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露出了“帝国警察”的凶横本相。他找我时再也不经过房主的传达，径直冲进我的房间，出言不逊不说，还乱翻抽屉、书架，屋内的角角落落，都成为他们获取我罪证的目标。那时候正值盛夏，一天中午，我坐在写字台前看书感到困倦，就伏在展开的书页上睡着了。这时他领着助手气势汹汹地夺门而入，等我被重重的推门声惊醒，睡眼朦胧地抬起头来，并顺手合上眼前的那本书的时候，他早已一个箭步窜到我的面前，抢走这本书，一页一页地翻查过去，发现这是一本俄国小说的英译本，并没有什么违法的内容，才失望地把书抛回原处。他这种可恶的神态，无疑给我一种警告：在日本是很难再呆下去了。当时我已与许多同学一样，决定放弃学业回国参加抗战。那时覃子豪已回国，我便与陈启新、卫国尧等同学一起，由东京避居神户，深居简出，然后买了张英国远洋轮船公司的船票，悄悄离开日本。我们在香港下了船，准备回国参加神圣的抗战工作。到香港旅社住好以后，我曾以这个时期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写了一篇报告性的散文《神户急行列车》投寄在上海出版的《国闻周报》，刊登在该刊“战时特刊”某期上。

“人生自古多歧路”，这个时候，我似乎又面对了一次人生道路的选择。伯父在济南得知我擅自回国，非常生气，连忙通知我暂居香港，千万不要回来。他说，据他以前对中日冲突的经验，这次战争也未必打起来，他要我在香港住下，等候战争平定了，再回日本读书，并已托付了当时山东军阀韩复榘手下的一个叫孙桐萱的师长的太太，她正住在香港的皇后酒店，我需要钱可以直接去找她。同时，伯父还说，假如我不愿意与官太太来往，也可以到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去联系，那儿有个经理是他的朋友，也可以去取钱。但过了不久，“八·一三”战事打得持久了，伯父看看形势不像要结束战争的样子，他又给我来信说，你千万不要回国来，你一个人救不了国家，这战争也不是一下能结束，你要么留在香港念香港大学(伯父曾给我说过，他因商务关系，曾去过香港)，把大学念完；要么到欧洲去，比利时或法国都行，读个三五年书再说。应该说，伯父对我的前程和生活道路考虑得相当周到，甚至连我的习惯、脾气、自尊心理都考虑进去了，但唯一没有考虑的，是这个时代的主潮对一个热血青年的刺激。他为我安排的锦绣前程，我一点也考虑不进去，甚至还很有点反感！ 我们一起从日本归国的留日学生中，也有许多是不关心国事的，他们都留在香港谋生、做生意了，我们当时就很瞧不起他们这些“冷血动物”，不以他们的行为为然。陈启新的堂弟弟当时也留在香港经商，他们兄弟俩之间一直存在着分歧，我自然是陈启新一派的。我们毅然决定回国。那时是国共合作，全民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了吸引海外留学生抗战，办了一个“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学生特别训练班”，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些有爱国之心、却无报国之路的学生来说，是个很合适的去处。陈启新一次在广州街上看到这个学校搞的“留日学生归国接待处”，便报了名，也代我报了名，于是我们就来到南京，正式参加了训练班。后来这个训练班办得曲曲折折，由南京到庐 山再到江陵，最后到汉口，几度易手，最后归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管辖。结业时，一些学员靠拢国民党，或参加了国民党，有政治背景的学员都分到了大后方，冠以少校、中校军衔，而与他们关系不好，或被怀疑是有共产党背景的，或思想左倾的，都被送上前线作战，军衔也低得多。以我的桀骜不驯的脾性，加上我又在当时进步报刊上写文章的“表现”，自然是属于后者。我被派往正在山西南部中条山区与日本军队作战的国民党第三军第七师政治部任上尉日文干事，从事对敌的日文翻译宣传工作，从此出入火线，几经生死，又是一出苦难的连续剧。这自然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但与当时进步同学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以后我才知道，陈启新、卫国尧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在广东一带打游击，担任过东进支队的负责人。他们都是广东人。然而，那些留在香港谋生的同学们，也都各有前程，不仅太太平平地吃了一辈子安生饭，而且大多是腰缠万贯的老板了。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八年我两度重访香港，开会和讲学，昔日留在香港的同学都曾相聚，已经都是须发皆白的耄耋之人了，看看他们都还康健平安，终日无事，听听音乐，喝喝酒，饮饮茶，打个麻将，颐养天年。并且，有的早已把家属和资产转移国外，在香港当“太空人”①(① 港语，指妻子(太太)不在香港的男性。是个新词语。)。再想到自己几经囹圄、伤痕累累的一生，我不能不感慨万千！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以后经历的苦难是我难以想到的，但选择回国抗战，仍然是我的良知所决定的，即使历史重演一下，我伯父为我安排的几条路程再次摆在我面前，我仍然会选择自己应该走的路，终生不悔。

我伯父第三次为我安排人生道路是在一九四五年，那时我已经流落西北数年，几经转辗到济南。当时因为战争的拖延，在陕西逃难的我父母一家陷入困境之中。我找到了伯父——他已经六十多岁，也老了。他见我落魄的样子，就说：“你这几年东闯西荡，尽惹祸，还不如去当八路，像你哥那样。要不，你就留下，在我商行里当个副经理，学几年，以后我的产业也好留给你来经管。咱家世代经商，不能到你们这一代就断绝了。”他自己生的儿子还在念中学，管理商务还太小，所以他说的那话是十分真诚的。我伯父一生办洋务，是个眼界十分开放的商人，但始终没有摆脱许多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不认为女儿可以继承事业。我还在西安的时候，他就写信给我说，他年纪大了，准备请个律师，把我们家的产业分一下。“我有二十万现金，你哥和你是我侄儿，跟我儿子一样，你们三人每份五万，一共是十五万。多余的给四个姑娘们分。家乡的住房有七十多间，也归你们，姑娘们可以居住，但没有所有权。”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是很明显的。但那时我尽管四处漂泊，无枝可依，听了伯父的话，我依然摇摇头，对他说：“伯伯，你出钱培养我读书，就是让我活得像个人样，有自己独立的追求。如果我要当个做买卖的商人，我就是不念书跟你学，也能做这些事，那书不是白念了么?”这样，我第三次拒绝了伯父为我安排的前程，依然顽固不化地朝新的灾难走去，还带着我的妻子任敏。不久我就在徐州身陷日伪警察局特高科的监狱里，经历了又一番磨难，直到日军投降才出狱。现在回顾起来，我有时觉得奇怪：我的一生像是《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一样，命中注定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