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00万到近3亿，大成南京为何能雄踞江苏法律服务市场？

作者 / 吴剑霞

来源 / 智合

2010年之后，在南京开设分所的省外律所有42家，在当地427家律所中约占10%；其中，有24家是2017年之后才落户，占比将近60%，且不乏金杜、中伦等国内一线律所。这些似乎是随着南京经济环境、司法环境、区位优势的全面提升，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稍有留心就能发现，京沪大所入驻南京并非纯经济导向。与很多其他城市不同，作为省会城市的南京并非是经济中心，虽是长三角的核心城市但却不是龙头城市。然而，在法律服务领域，无论是前身江苏联盛律师事务所还是今身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都是江苏地区的龙头品牌，占据着优势地位。

从1999年到2019年，从江苏联盛到大成南京，这家律所缘何能在二十年间立于不败之地？https://v.qq.com/x/page/j082973bof7.html

大成南京主任沈永明及大成南京常委会、监委会委员一行12人，共同启动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20周年法律服务创新论坛。水利万物而不争，法利天下如水，随着杯中水流缓缓注入，“大成南京20周年”字样缓缓显像。

而在20年前，它还不是这番模样。

1998年，南京唯一的民营火车站中华门站更名为南京南站。同年9月，成立于1995年的江苏华联律师事务所与成立于1996年的江苏恒生律师事务所共同向江苏省司法厅递交了《请示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是，两所“有益于携手共同创建一个规模较大、形式较新、强调专业分工、建立培养人才机制的新的律师事务所”，理由是“小规模的律师事务所限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越来越难适应服务对象的需求”。

这源于现大成南京主任沈永明于1997年随司法部律师考察团赴美的一次经历。在大洋彼岸的律所参观时，沈永明惊讶地意识到，国内外律所的差距悬殊——“光是办公室就租了13个楼层，其中收费的会计办公室就占了一层半，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包括模拟法庭。原来国外律所的专业分工、办公面积、硬件设备如此完善！”

这不正是当下几轮规模化浪潮兴起的原因吗？早在二十年前，这两家律所的8位创始合伙人就已经预见到了规模的重要性。

1999年1月13日，江苏省司法厅批准江苏联盛律师事务所成立，沈永明、马国强、马洪兴、杨蓓伦、李世建、金艳红、李志刚、赵卫8位律师成为新所的创始合伙人。在南京龙脉起点，在鼓楼公园旁边，江苏联盛从地势最高的消防大厦整装齐发，踏上新的征程，并快速在江苏省内形成了自己的品牌，荣膺“江苏服务业名牌”的称号。

但江苏联盛的目标显然远不止于此。

如何增强律所底蕴？如何提升律师能力？如何进行科学化管理？如何走出江苏、在全国进行布局？当这些问题成为江苏联盛发展过程中的瓶颈时，沈永明、马国强等人就开始尝试新的模式——2008年，江苏联盛与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与大成开始为期两年的“试婚”。

在这两年里，沈永明做了很多工作。“并入大成意味着放弃本所原有的江苏第一的品牌，所内的反对声也很大，尤其是破产清算团队。后通过和南京中院协调，解决了我所破产管理人资质延续的问题。事实证明，大成的平台以及先进的管理体系帮助着我们成长，我们在江苏省内再次整合了其他知名律所的资深律师团队，大成南京再次迅速状大，走上了全国化乃至全球化的道路。”

大成南京执行主任李晨在谈及这个问题时也向智合表示，江苏联盛在整体并入大成南京后创造了更高的价值。与其他入驻南京的京沪律所分支机构不同的是，大成南京不需要本土化的过程，因为江苏联盛本就具备极强的本土品牌效应。

两年后的2010年12月1日，江苏省司法厅同意江苏联盛整体并入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江苏联盛在无锡、常州等地设立的原有分所，与大成南京由“父与子”变为“同辈兄弟”。

2016年，为了更深入地挖掘江苏省内优质的服务资源，江苏省十八家知名律所共同建立了“江苏大成律所联盟”。一年后，联盟更名为“联盛律所联盟”，充分体现出“联盛”二字强大的凝聚力。

从1999年到2019年，从鼓楼到河西，从江苏联盛到大成南京；

在这些数字增长的背后，是7300多个日夜的奋斗与拼搏。人才效应、市场红利、品牌价值、律所文化，吸引着广大青年才俊纷纷加入。从外部加盟到内部晋升，每年接纳的合伙人从2000年的3名到2018年的22名，数量与比例的变化都在记录着大成南京的20载风华。在大成南京，工作10年以上的律师有65位，“大成南京风雨同舟奖”是对这群人最好的嘉奖。

在大成南京20周年庆典上，沈永明发布了《2019-2025未来五年规划》，以“创一流，争上游，建强所，勇当江苏律师发展排头兵”为目标制定了规模、创收、专业、基础投入与公共积累这四个方面的指标：

为了实现上述指标，大成南京制定了与之相匹配的八大任务。其中，重点强调了律所联盟平台的搭建、合伙人分级管理制度的落实以及合伙人分配制度、聘用律师薪酬制度的改革。于律所而言，人才是最重要的，人成了，事才能成。

此外，大成南京将通过加强市场营销、巩固支柱业务、提高非诉案件占比、开拓涉外业务、探索开展混合经营、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立法等方式进行业务开拓。同时，将按照“一主三辅”的专业分工要求提升服务质量，完成由个体向团队作业方式的转型，加快专业化团队建设，完善案件集体讨论制度，加快标准化建设并完善业务管理流程，完善客户回访制度及客户投诉应急处理机制。

“客户需要更专业的服务，律师则只做自己专业的事，这应是专业化建设的目标。每个律师可以在19个专业组中选择‘一主三辅’作为自己的业务发展方向。”大成南京专业化建设委员会主任、高级合伙人刘桥民向智合介绍，目前大成南京设立了8个业务部门，有传统的民商事诉讼仲裁、刑事、行政与政府顾问、破产重整及房地产与建设工程等业务部，还有法律服务新领域相关的资本市场与金融、知识产权与信息网络及国际等业务部。

大成南京发展战略与市场开发委员会主任、高级合伙人朱昱主要负责建章立制及市场开拓工作。目前，大成南京已经出台了公共案源管理制度，以更好地促进大成南京内部、大成南京与总部及其他分所、“联盛律所联盟”各成员单位之间的合作，整体推进专业化的团队合作。

2月23日，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20周年法律服务创新论坛在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隆重举行，11位演讲（研讨）嘉宾从“新形式、新经济、新增长”的视角，向与会人员剖析了当前形势热点与走向，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对未来法律服务市场的影响。

“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党委书记、著名经济学家洪银兴在谈及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时引用了这八个字。因此，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是六个“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洪教授认为，中美贸易战虽有缓和，但美国在进口关税、高科技产品出口、企业成本等方面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企图不会改变。经济增长由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拉动，近年来我国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明，我国已经转向内需驱动型、开放型经济，这说明贸易战在短期内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很大。不过，我们仍须在三个着力点上积极应对：扩大内需来打破其市场壁垒，依靠创新打破其技术封锁，降低成本来增强企业活力。宏观政策方面须强化逆周期调解，即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以扩大内需弥补外需不足。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发展政策主要包括：加大基础设施领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等“补短板”力度，加大减税力度以降低企业成本，扩大开放以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动能。其中，律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正是人力资本服务，这是新的增长点、新动能。

如果说洪银兴讲的是面，杨帆的发言则是点。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家杨帆从外部环境突变及中美两国地缘政治发展的独特视角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市场经济最怕不确定，因为不确定就是风险，风险到一定程度爆发就是危机。然而，2019年经济形势的高度不确定已成为业内的一致共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模式走不下去，中美关系发生突变，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主导西方70年的“普世价值”失效、全球化中获益最大的中美内部及相互之间发生结构性矛盾、制度文化思想差异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当前严峻形势中不可忽略的因素。当大变局来临时，用过去的思路就行不通。针对中美贸易战，杨帆认为，中美之间还是有缓和的余地，因为美国近期有缩小贸易顺差、产业链回流、延缓中国科技赶超的三大目标。

中美贸易战已经蔓延到金融战、投资战、科技战、经济制裁、法律战等方面，杨帆建议，须以国家安全为纲整顿内部。具体措施有：经济不能过分集中于沿海地区，高科技不能长期受制于人，降低石油和粮食的进口依存度，彻底关闭国企在开曼群岛开设的避税账号，要求百万“裸官”撤回海外直系亲属和资产或辞去关键要害保密部门职务，以国家安全为主线整顿干部队伍，以及整顿文化教育界。

“能源领域由于先天垄断性易受到限制。”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院国际市场开发部主任、国际FIDIC组织注册咨询专家蔡岭松在题为“海外能源投资的尽职调查与风险控制”的演讲中披露了2018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两个关键数字：157个国家和1205亿美元。

风险与利润相伴而生，不过随着环境的变化，资本会立刻开始流动并达到新的平衡。为了实现投资目的并且将损失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我们须借助风险管理工作，例如风险管理团队、公关团队、保险、风险准备金、对赌协议、止损机制等。海外投资的尽调是一个努力克服信息不对称的过程，不过有些工作在尽调中还是难以控制，例如语言和文化的差别、口头表述和书面表述之间的误解等。

截至2018年9月，江苏省的境内上市公司达397家，数量居全国第三位，总市值3.32万亿元，居全国第五位；新三板挂牌企业1306家，数量居全国第三位，总市值2833亿元，居全国第三位。然而，这些上市公司多以中小上市公司为主，500亿市值以上的仅11家，1000亿市值以上的公司仅有5家。

民盟中央委员、江苏省浙商会执行会长、中国并购公会江苏分会理事长黄飞建从企业和政府的角度对“强化并购资源优化配置，助推在苏浙商高质量发展”给出建议。从企业角度来说，必须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推动企业技术升级，从而实现产品结构向高、新、尖方面提升；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要加大供给侧改革的措施和力度，对技术先进、市场前景好的企业加大扶持力度，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是第一家入驻上海的国际仲裁机构，其法律顾问伍茜在题为“国际仲裁中的成本和时间控制”的演讲中分享了新仲成为世界排名第三、亚洲排名第一的最受欢迎国际仲裁机构的秘诀。在控制成本和节约时间方面，新仲有自己的一套机制，主要有：快速程序、紧急仲裁员、合并仲裁、早期驳回仲裁申请或答辩，及“仲裁-调解-仲裁”。

在新仲规则下，满足“600万新币以下、双方当事人共同同意或案情异常紧急、需要在短期内获得裁决结果”中的任一情形时，当事人即可申请采用快速程序。新仲自2016年引入快速程序至今，有超过一半的快速程序申请得到了批准。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肖冰从风险及其防范要义、跨境经营法律风险的角度解读了“多样性、差异化法治结构与跨境经营法律风险”。涉险因素越多，不确定性越高，风险越大；法律风险具有较强的可预见性，但要实现趋利避害的可控效果，认知是关键，要实现从不确定到最大限度的确定。

法律认知是复杂的专业活动，法律风险即执业发展空间，要学、知、懂、用法，于己要正确认知、精准使用法律及与实践的差异，于人则要化解缩小差权益，防止并纠正错误。

霍金预言，人工智能是人类社会最大的事件，也可能是最后的事件。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科委员会法学学部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吴汉东给现场嘉宾带来了题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风险与法律问题”的演讲。

2016年被称为人工智能爆发的元年，也是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研讨会提出“人工智能”概念的60周年，这一年AlphaGo战胜人类围棋高手李世石。AI横跨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人机交互四大核心技术，涵盖虚拟助手、语音翻译、情境感知计算等13个细分领域。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风险存在共生性、时代性、全球性的特性，我们将面临法律、伦理、社会及监管四个方面的问题。法律问题可细分为主体资格、隐私保护、责任承担等方面的问题；人机替换、人口爆炸是主要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需注意算法偏差和机器歧视、虚拟环境“麻醉”、人机情感危机等，伦理规范需满足第艾萨克•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及第零定律；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必须引入监督机制。

在随后的圆桌主题研讨中，吴汉东教授继续与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友根，腾讯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未来科技中心高级研究员曹建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卫东一起探讨前述话题。

吴汉东强调，弱人工智能主要是集中在某些领域的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仍旧取决于人类智慧。弱人工智能时代下，人工智能尚不可以取得法律主体的地位，但对于未来，我们也应未雨绸缪。

李友根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取代大量的社会工作，但也要辩证看待，至少专业性是人工智能所无法取代的。同时，作为前沿性的学术问题，人工智能是否能作为法律主体尚且存在商讨余地，仍应以发展的视角来看待。

曹建峰介绍，目前大量的自动驾驶项目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相应技术也进行了成熟的测试，主要问题在于成本仍然居高不下。虽然在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环境下，相应的责任承担问题仍在探索之中，但诸如强化保险制度等相应的立法内容应提前做好应对。

王卫东提出，人工智能是否具备知识产权的主体资格，仍是一个法律难题。从形式上看，某些人工智能也可以满足专利法对于技术方案创造性的要求、著作权法对于独创性的要求，但这里就存在吧知识产权赋予给哪个主体的问题。

廿载风雨前行，廿载岁月峥嵘。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二十周年是一个阶段，二十周年也是一个起点。

大成南京正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前途明朗，只需鼓劲再竞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