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人觉得，律师用不用心，完全取决于报酬。但其实不是的。

我之前跟助理说，如果你做律师的快感完全来自于钱，那你必然做不长。原因很简单，付款是一次性的，收到钱你可能会爽三天、五天，但绝少能超过一星期。但一个案子的工作周期，动不动是一年起步。如果你就头几天在爽，事后的一整年你都在不爽，那这份工作能给你快乐吗？你在这份工作中收获的快乐远少于痛苦，那改行就只是个时间问题。

就我个人经验而言，一个案子办起来用不用心，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

一是当事人和律师之间的关系是否良好（事儿不事儿逼，平时要求合不合理，逢年过节彼此问候甚至送点小礼物），这个因素大约能占50%。

二是这个案子本身给律师有没有成就感，无论是法律难度上的还是人情世故上的，这个因素大约能占30%。

三才是费用给得高不高，这个因素顶多也就占20%。

所以说，法律援助案件绝对不等同于敷衍了事。具体办案效果怎么样，一部分取决于律师的专业水平，另一部分取决于当事人本身。

有一次，我法律援助了一个“杀人犯”

案件情况：被告人杜某系聋哑人，因与同村村民韩某有矛盾，某日凌晨两点杜某拿一双鞋（不知道干什么用）、一段电线（用来绑住被害人家的大门不让被害人出来，避免正面冲突）、一个梯子（用来关掉被害人电闸，被害人家安装有监控）去韩某家搞破坏被发现，二人发生厮打，被告人杜某随手在地上捡起一块砖头砸向韩某头部，韩某倒地杜某离开，早起5点多村民发现韩某躺在地上报警，警方赶到发现韩某死亡，于是公安局立案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是杜某，将杜某抓捕送到看守所羁押，现检察院以故意杀人提起公诉，法院受理后准备开庭审理。由于杜某没有委托律师，故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我担任其指定辩护人。

我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就是老百姓眼里“为钱而颠倒黑白”的人，为克服群众对刑事辩护的偏见，我常常做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杜某是我法律援助案件中的“杀人犯”。

法律援助案件想办好也难：没有完整的卷宗材料、认真的律师往往会遭到司法官员（公诉人和法官）的反感：没有钱的案件你这么认真干啥？公检法的办案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遵循的“搬砖思维”——就是花最少的时间和精力办结案件。公检法的工作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但实际上他们配合有余，制约不足，他们相互体谅工作的不易，心照不宣地掩盖工作的失误，侦查员、检察官、法官他们足够地工作经验知道这个关键证据存在的问题，只要辩护人不提异议，案件就能以糊弄的方式顺利推进。辩护律师的作用就是发现案件的问题，指出证据存在的问题，动摇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避免冤假错案，这是律师的作用和价值。

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我办理杜某故意杀人案件，我决定努力办好，毕竟人命关天，况且被告人杜某是个哑巴，案发现场没有目击证人，杜某的供述全靠“哑语老师”的翻译。我向法官提出两项申请：我要阅案件的全部卷宗材料，开庭时更换哑语老师。法官让我说明理由后表示同意。

那段时间我有空都在看卷宗材料，阅卷就像猎人进入森林打猎，心怀定能捕获想要的猎物在茫茫林海中寻觅。一个刑事辩护律师，一定要有无罪思维，要质疑控方证据，否则，无法在纷繁复杂的证据材料中找到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如果是有罪思维，无罪的证据材料会淹没在有罪思维之中。与我相熟的同行也笑话我：没有钱的案件干嘛那么认真？但是，依法可以从轻的量刑情节只有被告人是聋哑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九条，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判断：被告人可以保命不死，再轻没有理由。

办理本案期间，我购买清华大学易延友教授刚刚出版的《决战法庭》，我如饥似渴读完后，突然想到杜某的故意杀人案中的“杀人凶器”是有问题的：本案的关键物证就是凶器，就是那块砸被害人头部的砖头：被告人在与被害人发生厮打时，在地上随手捡起一块砖头，被害人倒地后，被告人没有继续砸被害人，然后把这个砖头扔进村北面的河沟内，这个作案的凶器不是被告人事先准备的或者被告人使用过的东西，被告人不可能清楚砖头的外部特征。这块砖头作为本案的关键物证，侦查机关必须提取，否则，证据链不是闭合的，于是，侦查机关根据被告人指认扔砖头的河沟位置，把沉存凶器的河沟，从两边用土截流，然后把水抽干，在河沟内提取八十余块大小不一的砖头，排除30余块砖头剩余57块砖头，在案发后的66天（5月5日）让被告人辨认，结果被告人辨认出他砸人的那块砖头。这个辨认的过程和结果是不合常情常理，我把这个辨认结果讲给所里的多位其他律师进行可能性验证，所有律师都表示不可能辨认出来：是侦查机关为完成侦查任务完善证据链条，涉嫌伪造证据。

辨认过程和结果虽然存疑，只是真实性有异议，仅凭这一点要想推翻该证据进而否定控方的指控是远远不够的。证据的关联性呢？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二条　对物证、书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一）物证、书证是否为原物、原件，是否经过辨认、鉴定；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或者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是否与原物、原件相符，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无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以及原物、原件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和签名；）这个物证不是原物，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没有进行鉴定：指纹鉴定和血迹鉴定，无法与被告人建立关联性。

真实性和关联性都存疑，也不足以否定控方的指控，还需要进一步挖掘证据存在的其他问题，该凶器与其他证据不能相互印证：结合案卷证据尸检报告中被害人受伤的照片，被害人的头部是锐器伤，而且平行的锐器伤，伤口非常齐整，用砖头砸是不可能形成的。除非人类社会处于新石器时代，以石为刀才有可能。所以，不能排除被害人有可能在倒地后被人发现前受到过二次伤害，导致被害人受伤致死。（后面附有砖头和伤口的图片，供读者鉴别）

以上质证意见如果能够引起审判法官的注意和认可，有可能法院让检察院撤回起诉，也有可能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可能案件由“故意杀人”改为“故意伤害”，可能刑期将大幅度减低。但是，该异议有可能让这个本来可以顺利推进的案件无法推进，给本案审判工作带来许多麻烦。

我信心满满地等待开庭，把我的质证和辩护意见呈现给法庭，期待案件有个好的结果。

8月24日我接到主审法官的电话，通知在9月1日上午开庭。8月31日下午4点27分我再次接到主审法官的电话，他说因公诉人有事，开庭时间改期在9月1日下午3点半，我说行，同时他还告诉我，被告人后来委托律师了，但不影响我出庭。

2023年9月1日11点47分，距开庭还有3个小时，主审法官再次给我打电话，说被告人委托辩护律师了根据《法律援助法》被告人委托律师后，法律援助律师必须终止援助，所以，你不能出庭辩护了。我说法律规定本意是为了不能浪费法律援助财政资金，我可以保证不去领取这个案件的补助，法庭同意我参加庭审就行，法官坚决不同意我也只能放弃。

这个法律援助案件半途而废，不仅使我搭进去会见的交通费和翻译费，付出的精力没有任何回馈。其实，对于这个案件我在意的是，我提出的辩护观点是否能够被法庭采纳，比领取案件补助更有意义。

最后，我打听到被告人杜某被判处无期徒刑——可能是冤假错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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