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服务收费进一步规范,以及背后的三个基本猜想

律师服务收费进一步规范,以及背后的三个基本猜想

“收费不透明”是律师行业被长期诟病的问题。它一直存在,似乎也会长期存在。

直到 2021 年。

国家开始建立健全律师诚信信息公示机制,2021 年底上线的全国律师诚信信息公示平台是起点,现在规范律师服务收费也提上了日程。

3 月 24 日,司法部官网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

《意见》对律师服务收费做出了一系列规定,包括律师服务收费公开化、严格限制风险代理适用范围、严格执行统一收案、统一收费规定、加大违法违规收费查处力度等等。

其中,《意见》明确规定了各个档次的律师服务收费最高标准:

标的额不足人民币 100 万元的部分,不得超过标的额的 18%;标的额在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上不足 500 万元的部分,不得超过标的额的 15%;标的额在人民币 500 万元以上不足 1000 万元的部分,不得超过标的额的 12%;标的额在人民币 1000 万元以上不足 5000 万元的部分,不得超过标的额的 9%;标的额在人民币 5000 万元以上的部分,不得超过标的额的 6%。

钱,越来越不好挣了。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被高压监管的互联网行业。同样的监管明确规定,同样的限制高收费,同样的开始拥抱社会责任。

规范律师服务收费,也是共同富裕时代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

法律修音机在《如何判断一个垂直法律领域能否做大市场?》中引入了「监管部门」这个变量 —— 某个领域涉及的监管部门越多,这个领域影响的方面就越多,它的市场空间就更大。

《意见》由司法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三个机构联合印发,反映出律师服务对社会的影响正在逐步扩大。

司法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均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是国务院直属机构。其中,司法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分别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发展改革工作」、「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政策和部署。

也就是说,律师服务关乎依法治国、发展改革、市场监督等多个方面,越来越像社会的「基础设施」。

当一个服务慢慢变成「基础设施」,它的收费就不能太高。就像水电煤,就像互联网。

目前,律师行业仍然存在着很多收费不合理的情况。比如一套股权激励方案,律师收费动辄 10 万起,而且还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标准模版。这个费用不止客户觉得离谱,越来越多的律师朋友也开始转变看法。

换句话说,过高且不合理的律师服务费,收的正是「信息不对称」的“税”,而这种“税”,在共同富裕的时代大背景下是要严格限制的。

因为如果不设限,那么很有可能律师只接更高回报的案子,小案子就没人管了,而小案子才是律师服务需求的最大公约数。

对此,《意见》中明确提到要「更好地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法律服务需求」,「引导广大律师认真履行社会责任」,「鼓励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积极参与公益法律服务」、「律师事务所应当引导律师践行服务为民理念」等等。

服务共富国策的同时,规范律师服务收费,也有利于激发行业创新。

近年来,软件正在“吞噬”律师行业。

不论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法律服务,还是互联网大厂推出的公益性法律服务,都在通过技术来强化相对简单的法律服务的供给,这也对律师行业带来了直接的冲击。

技术解决了简单的需求,虽然律师能转向更高附加值的服务,但也带来了一些弊端。

第一,这些更高价值的服务因为专业门槛更高了,所以收费也更高,但由于服务不透明,仍然会出现收费过高的乱象。

第二,能做更高价值的律师是少数,因为是既得利益者,这些律师很可能会缺乏创新动力,阻碍行业创新。事实上,近年来律师行业的诸多变革,都是其他行业跨界推动的。

当「高质量增长」取代「高速增长」、「分配」高于「增长」,为了推进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规范律师收费就势在必行。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规范律师服务收费,将会推动市场空间扩大,利好创新者,利空守旧者。

同时,通过这个推理出来的结论,我们可以对大趋势有几个基本的猜想:

第一,律师服务将会更加「标准化」。

律师行业「收费不透明」的问题,背后其实是「服务不透明」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意见》的解法是把各个档次的律师收费最高标准确定下来了,这就会促使律师服务更加标准化。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律师做股权激励业务,有个客户想要用期权来招聘一位高管,涉及年薪 100 万元。他当然可以按最高标准(18%)收费,而且收个 18 万在业内也是基本操作,但客户会觉得他疯了。这就要求律师把自己的成本算清楚,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开发不同的服务项,再进行标准化定价。

对此,《意见》明确要求「提高律师服务收费公开化程度」,「律师事务所应当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将本所在律师协会备案的律师服务费标准在其执业场所显著位置进行公示」。

当传统的定制化律师服务逐渐被标准化,它就有了产品化的前提。

这个产品化,可能会变成像中国法律服务网那样的智能化产品,这已经是一个创业方向。

也可能是能够提高律师的服务效率的律所/律师自研的产品,可以用于提高律师服务更多客户的产能,而这,每个律师都有机会。

第二,律所将会越来越「公司化」。

为了确保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能够有效执行,《意见》做了一系列规定,包括切实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严格执行统一收案、统一收费,压实律所对律师的教育管理责任等。

这就意味着,律师个人不能私下搞钱了。

这也意味着,难题来到了律所管理这边:当律师个人不能私下搞钱了,律所如何留住律师?如何激发律师的工作积极性为律所带来创收?

《意见》对律所提了一些要求,而这些要求也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制定律师服务费标准时,律师事务所应当统筹考虑律师提供服务耗费的工作时间、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委托人的承受能力、律师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律师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等因素。」

这就要求律所管理者多与律师沟通,本质上就是对律所的精细化管理提出了要求,而精细化管理确实能够提升经营效益。

如果律所能做好精细化管理,律师和律所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发生改变,最直接的改变是双方将有更强的绑定关系,而目前的行业现状是律师对律所并没有什么归属感。

律所将越来越像公司,也要关注使命、愿景、价值观这些问题了。

第三,「律师评价机制」将会越来越完善。

2021 年 11 月 15 日,全国律师诚信信息公示平台上线测试运行。公众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查询全国专兼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年度考核信息、奖励和处罚处分等信息。

该平台推出后,业内总体认为过于简陋,无法构成完善的律师评价。

但该平台一直在迭代。

今年 2 月 7 日,司法部发布《司法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全国律师诚信信息公示平台建设相关情况答记者问》,公示平台正式开放。

根据司法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公示平台汇集了全国除两公律师以外的 47 万名专兼职律师和 3.6 万家律师事务所的行政许可信息,以及执业过程中形成的诚信信息。

目前,全国律师总人数达到 57.6 万,律师事务所超过 3.6 万家。如何从人数众多、专业分工更加精细的律师中选聘适合的人选,避免“踩雷”、上当,成为当事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平台,集中归集和公示律师、律所诚信信息,可以实现对律师、律所信用状况的“整体画像”和“全景展现”,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律师、律所执业的基本信息和诚实守信状况。将律师和律所的诚信信息对外公示,可以为当事人选聘律师提供重要参考。

同时,可以引导律师和律所通过依法诚信执业,加强信用自我约束,提升法律服务质量,不断积累自身信用,收获更多信用红利。

《意见》推出后,律师服务收费的信息也将被纳入监管范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作为联合印发机构就是最直接的佐证,《意见》中还做了相关规定,包括加强律师服务收费常态化监管、加大违法违规收费查处力度并公示,定期通报违法违规收费典型案例等。

当然,将律师服务收费信息纳入监管的意义不仅在于要严格遵守规定,让律师不乱收费。

它的意义在于激励律师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

就好比说,非上市公司不用受到上市公司那么严格的监管,但你也可以主动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比如你可以按照上市公司的财报模版,给自己的公司也写一份财报,虽然有些内容你不需要做,如企业社会责任,但这会有助于你去思考,你这家公司的社会价值在哪里。

同理,当「信用」对于律师越来越重要,建立品牌的关键就变成了「持续积累信用资产」。

那么,什么才是最值得积累的信用资产?应该如何积累信用资产?

从这个角度去想,要不要写文章、要不要做短视频、要不要做投放,很多问题都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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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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