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景洲：从商务律师到独立仲裁员 用法律实务报国

#破局与新生——凤凰网《封面》人物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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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深刻影响到了每一个经济体，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个人。危机的背后，是变局，也是新的机遇。

凤凰网财经《封面》推出《破局与新生》系列解读，复盘和采访16位行业精英的人生履历和故事，从他们的经历中，鉴往知来，共励同仁。“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新开局。”

国际时局的变动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商业交流，以美国禁止Tik Tok等互联网企业和华为纠纷代表，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也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近日，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兼并与收购领域的著名律师、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陶景洲将辞别其担任执行合伙人九年的一家美国律所，去做独立仲裁员。办公地点既在北京，也同时在香港、新加坡、巴黎和伦敦这些国际仲裁中心。

陶景洲表示，只要有贸易就会有商务纠纷，今后一段时间内国际商务纠纷可能会增加，国际仲裁将越来越重要，需要对此有系统性的认识。

从最贵商务律师到独立仲裁员

人们给陶景洲赋予了很多标签——“中国反倾销第一人”、“跨国生意的幕后推手”、“海外投资的领路人”、“最贵的商务律师”等。

陶景洲说，他的律师生涯主要做了两件事情：帮助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帮助中国企业出海投资。

这些年，他将家乐福、欧莱雅、麦当劳等大批一流的国际企业引入了中国市场，也在中国北方工业、中国远洋运输、中国化工、中海油等的海外投资并购与国际化发展之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他还在众多的大中小型国际商事仲裁案件中担任代理人和仲裁员。

谈及为何在此时选择离开律所去做独立仲裁员，陶景洲表示，主要是为了规避业务中经常出现的“利益冲突”等问题，而对他来说，前十年帮助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后二十年帮助中国企业出海投资，未来十年二十年，工作重心将集中在商事仲裁上。

陶景洲表示，曾有人做过统计，中国企业在国际仲裁中十案九败，追溯原因，有合同履约不到位、合同签署前的法律准备不足、举证完整性不到位等，还有对仲裁机构与仲裁员的选择问题。

国际仲裁员们往往要靠资历、专业、品行、口碑赢得话语权，在这上面，中国企业青睐的中国籍仲裁团队还有所欠缺。但从1996年开始涉足仲裁领域起，陶景洲却在国际商事仲裁中颇获肯定的华人仲裁员。2008年，他受国际体育仲裁庭的任命，担任北京2008年奥运会特别仲裁庭的12位仲裁员之一。2009年，他被《2009年法律名人录》列为办理商务仲裁和公司治理业务的著名律师; 被《钱伯斯亚洲2009》评为“卓越和倍受尊重的职业律师”，以及“亚洲地区最优秀的仲裁律师”。

与律师“尽可能维护客户利益”不同，各国虽对仲裁员的资格要求不一，但共同点是“独立、公正”。如何赢得仲裁双方、甚至业内的“公正”评价？又如何抵挡各种找上门来的利益诉求？

陶景洲说，首先要问心无愧，不受国别、企业大小、当事人等各种影响；其次，要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说曾经有一个他担任首席仲裁员的仲裁案件，宣布仲裁结果之初其中一方代理人，一位法学院教授颇有微词，但多年后，这位教授将此事作为“仲裁公正”的正面事例写进了课件之中。

陶景洲是一个爱交朋友的人，他的朋友圈从政治家到企业家、从资本家到媒体，他如何平衡这些呢？他说他心里有一根钢丝，恪守基本原则，时刻提醒着公私分明的界限，平衡着利益、友情和业务的关联；知识分子的傲骨也让他从来不屑于向朋友圈寻求帮助。

用法律实务报国

多年法国生活和律师职业的影响，陶景洲总是西装革履，笑容满面，维持着得体的礼仪，在红酒与星光璀璨中来往。但那些伏案工作的日子，查阅卷宗，为一份合同熬得眼睛通红，以及开庭后短暂的放松，不小心流露的疲惫，都是属于他的劳碌命。

用现在的话说，陶景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学霸。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考入北大法学院的学生；四年后，他又成为第一批公派出国预备研究生。后来，陶景洲成为第一个取得法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1991年回到中国后，他又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律所美国高特兄弟的亚洲区执行合伙人。

如果不是在法国为了勤工俭学进入律所，陶景洲很可能完成博士论文后回国，当一名公务员、进入官场、“光宗耀祖”。但进入法律界，为陶景洲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他喜欢做律师，他坚信律师道路可以是实务救国和报国的康庄大道。

“去，是为了回来”，陶景洲在自传里写道，“不知道谁拥有这句话的著作权，但它是贯穿了我整个留学生涯的标语。”

1991年，也是全球时局风云剧变的时候，在法国站稳了脚跟的陶景洲却回到中国。他以商事律师的敏锐眼光，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天时、地利、人和”对外资的吸引力，于是果断地选择了回到中国。

回国后，陶景洲加入了首批在华设立办事处的境外律所美国高特律师事务所，他将家乐福、欧莱雅、麦当劳等大批一流的国际企业引入了中国市场。事实上，最初陶景洲经手更多的，是反倾销官司，用他的话说，“每个反倾销官司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某个产品海外市场存亡”，但他一做就做到了“中国反倾销第一人”。随着中国公司开始国际化，并对国际投资并购感兴趣，陶景洲又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领路人。他先后服务过许多知名国企和民企，并为中企的海外仲裁提供服务。

如何评价自己是否实现了“用法律实务报国”？陶景洲表示，他所做的所有服务，都是实实在在的“实务报国”，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了幕后力量；另一方面，则是在相关领域引领了法律法规的建立与完善。

“当时外商投资领域，许多事情是我们先试行了，后来才有正式的法律和法规进行规范。比如我们帮助写了许多外商独资和合作经营企业成立的合同章程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与《外商独资企业法》才正式公布。”陶景洲说到。

领先时代的全局观

无论是少年时选择离乡求学，还是留学时毅然放弃博士学位走向本土律所，抑或是91年的回国发展，陶景洲都对全局有着敏锐的评判与前瞻。

尽管被称作“海外投资的领路人”，但陶景洲一直提醒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要“理性”。他曾在多个场合和文章中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忌“志在必得”、忌“盲目贪大、图快”。他建议中国企业家一定要做足功课，注重前期尽职调查和合约起草，寻找优秀的团队，研究本国与东道国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劳工、环保等多方面的差异，规避各方面鸿沟风险、监管风险，要提前在合同、知识产权保护、税务、汇率等方面进行计划和筹划等。

陶景洲还曾对多个法律法规的完善建言献策。早前他曾呼吁，金融市场是一个最需要法治的市场，建议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即在投资者反应上市公司存在问题时候，一定要由上市公司来反证公司并不存在问题。同时，陶景洲还多次表示，和企业相配套的中介机构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承销商、律师、会计师这些都是在企业造假的过程中发挥了这样或那样的作用。

在2020年正式实行的新《证券法》中，这些都有所体现，证监会主席易会满等也在多个场合强调投资者保护，以及压实各类中介机构“市场看门人”的责任。

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下，陶景洲还提醒政府和企业家们注意，政府采取防控及救助措施引发国际投资争端的各种类型可能都会有，不仅有直接征收，间接征收也可能更多；政府提供给本国企业的减免与补助是否惠及同类外商投资企业也可能引发公平与公正待遇问题；政府对疫情是否做到充分披露可能涉及充分保护与安全义务等。

他建议考虑，政府之间进行双边谈判与协商，以排除投资保护条约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争议的适用，从而使各国政府都可以减少相关案件。政府采取的措施要切实保证公开、非歧视和具有适当的合理性。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人生的努力和机遇，掐指算算，应该是三七开吧。”抓住机遇，才能领驭时代，果敢、原则、前瞻，缺一不可。一如陶景洲的座右铭“未歇”——时代未歇，壮志未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