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律师事业从起步、发展到繁荣经历无数风雨，律师们行走江湖的一案一例，不但展示律师圈特殊的生态风景，也折射白云苍狗的时代变迁和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

2019，我们期待与每个有故事的你狭路相逢，百名律师、百个故事，那些执业生涯里令你激越、反思、沉吟、感动、奋起或消沉的心水故事，一人一篇。

流年终将逝水，文字打败时间，律师故事汇，经过心远斋筹措协助，雷公子为你写，朝酒晚茶为你播，让我们立字为据，为律师业临摹一幅缩影，于历史的烟云间。

♀讲述人：杨雨桐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 文字整理：雷公子

二0一五年，对我来讲，是意义深长的一年——生了第二个宝宝，辞掉了稳定的企业法务工作，重新回到专职律师岗位。面对这个已远离三年的行业，我压力倍增，又有些无所适从……

尽管二00九年就已跨入律师界的大门，但服了“母役”，从家庭回归职场，便意味着承担更多的压力、直面更具挑战性的自我发展。

作为一名还没有博取专业名声的小字辈，侧身于高手如云的律师行业，必须时刻面对充满竞争压力的执业环境，独处静思之余，我常会这样追问自己：做律师的选择是对的吗？我做好准备了吗？

为了不让自己因案源阻挫而迷茫、失据，甚至陷于自怨自艾，天生好强的我，主动承接了不少法律援助案件。让我难忘的是，在我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承办了一起“弑父弑母”死刑复核的援助案件，因为成功辩护，最终促成改判。这让我重燃斗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让我拾回了律师执业的使命感和尊严感。

刚刚上手这个法援卷宗，我像其他人一样，在本能上对被告人心生厌恶——能够亲手杀害自己生身父母的人，不是人渣是什么？这个法律援助案件，好像只是走个程序而已。

但是，初步阅卷后，我让一封由二百一十一个村民联名提交的请愿书，唤起了强烈的好奇心：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么多的乡里乡亲，从起初的冷漠旁观，变为后来的集体陈情呢？他们为什么闹着要为这起涉嫌“严重违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案，喊冤、请愿、鸣不平呢？

原来，被害的夫妻俩，在村子里素有不近人情、不讲道理、耍横难缠的名声，膝下四个儿子、二个女儿，行凶的是其中一个儿子——偏偏是他，多年来唯一跟父母保持联系，并承担着赡养义务。命案发生的二十年前，做父亲的，为了一件不起眼的细故，曾用镰刀重伤过这个儿子，儿子隐忍着没有报案，未予追究，只是跟父亲停止了几年的来往。

命案发生的起因，是被害的夫妻俩委托儿子代理出售房屋，在跟邻居谈好了买卖交易的条件，也收取了人家的房款，却突然反悔赖账，不愿及时退还房款，让中间跑腿的儿子里外不是人。在劝说父母无效，又被邻居责怪的双重刺激下，他一时失控，回到自己家，取了斧子，对父母施予了加害行为。犯案后，被告人有立即投案自首事实。

看完案卷材料，我从起初对被告的极端排斥和厌恶，转而对他生起了一股同情和怜悯。作为“有话好好说”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幸福孩子，我难以想象：一家人之间，刀光剑影，你砍我一刀，伤口会有二十公分长；我砍你一斧，晚辈给长辈“送终”——这是怎样的一幅背弃人伦、惨绝人寰的画面？这后面又隐含或折射着怎样的一个事理逻辑？原本温暖的家庭，家人之间感情宣泄、释放的途径不少，何以竟会走上谩骂、施暴、夺命的死路？被自己的行为震惊到失语，放弃自辩、但求一死的加害者，难道不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受害者吗？他在情绪临界点上的失控、失手，真的就该付出死的代价吗？

公安、检察机关和初审法院，在立案侦查、控诉和审理过程中，因为被告人拒绝回忆和重复案发时的口角纷争的详情和细节，仅仅是对自己亲手杀害父母的事实供认不讳，就推定他在主观上并无真心悔罪之心。经过审理，认定被告杀害父母的行为罪无可恕，以死刑结案。

我全面、详细地了解案发背景，吃透案情，精心结撰了长达八页的辩护词，对被告人的加害行为和心理状态，做了全新的解读和诠释——

其一，追悔莫及有没有一种表现形态，是承认自己所作所为、放弃任何自我辩解、甘愿领受最重的司法追究呢？毕竟被告人在案发后第一时间主动投案自首，是不争的事实；

其二，被告人的主观动机和争端的起因，不是为了私利私欲，而是在处理邻里矛盾时“帮理不帮亲”，导致家庭矛盾升级，在激化后发生了不幸后果；

其三，由于身份竞合，被告人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参与旁听的受害人家属都表态：被告人“情有可悯、罪有可恕”，希望能对他从轻发落；

其四、从社会危害性和警示教育群众的意义上讲，恶性杀人案件，出现两百多位村民为加害人联名请愿，这本身就值得关注和反思，这何尝不是基层群众以常识常情对这个案件中间的是非对错，给出的一次道德公论和情感公投。

有了上面这几条观点，作为施以法律援助的辩护律师，我建议二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应当对上述投案自首情节、受害人家属谅解、两百多位群众联名请愿的情节和事实，予以综合参考、有机衡量，万不可简单、机械地定罪量刑。

让我现在都难以忘怀的是，我的辩护意见刚刚当庭发表，被告人家属感动得失声痛哭，跪在了我的面前，而主审法官也没有掩饰对我专业、尽职的庭上陈词的认同。顺理成章的是，被告人得到了二审的罪、刑轻判。

这个“刀下留人”的故事，让冰冷的法条，在这个案件里凸显了人性的温良和司法的公正。如果每个案件背后，都有一个个尽职尽责的法律人，基于专精的法理视角和深厚的人性关怀，用更多的心思去梳理和洞察案件背后情、理、法的交织和分野，不正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司法品质和社会价值吗？

这个办案反思，无形中按下了我的执业生涯规划的重启键——律师职业的神圣使命、扶危济困的担当精神，再次回归和根植在我的内心！满怀着这样的热忱和归属感，拥抱我的职业生涯，我的事业很快有了转机和起色。

二0一六年我接连拿下省直律师协会青年律师演讲和法律文书写作选拔比赛的冠军，以及全省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文书写作大赛的冠军，凭着过硬的专业功底，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当事人的口碑，并以优秀的业绩顺利成为了事务所的合伙人。

律师生涯，注定要面临很多被混淆的真相、被颠倒的是非。厉兵秣马的我，希望永远记得这个案件给予我的信心，始终保持对法律敬畏的初心和热诚，在追求公平、维护正义、捍卫权益和自由的道路上，走得更真诚更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