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没有律师，但是那时专门替人写状子、打官司的叫讼师。当时在官府眼中，讼师就成了讼棍，甚至是地痞流氓。而在民众眼中，讼师又是告状时不得不倚赖的对象。

到清朝时，讼师助讼更是普遍。清律对讼师的管理也更加严格。当时规定，讼师若是受雇诬告他人的，视同讼师本人诬告；拿了雇主钱财的，计算财物总额，按枉法罪从重处罚。但是为了生存，讼师们靠着自己的智慧，帮助百姓打官司告状，同时还要与官府周旋，在他们中间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清朝衙门审案场景。（绘图，资料图片，图源封面新闻）

替百姓出头的杨舜年

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崇明岛有一位著名讼师叫杨舜年。他不畏权势，爱打抱不平，经常巧施计谋，惩罚恶人伸张正义；常在诉讼中，智作诉讼，诘难官府，仗义执言，在当地很有影响力。因此留下了几件助人诉讼的轶事。

清朝雍正年间一个秋天，崇明西乡遭受涝灾，粮食颗粒无收。地主邵伯铭上报却是丰年并派出家奴向佃农催粮逼租。上千佃农家眷怒不可遏，闯进邵宅，把几个谷仓的稻谷抢个精光。县衙偏信邵伯铭的谎言派官兵将十三家佃农拘捕，并立案上报。乡民为昭雪冤案推举两位老者到县城，请讼师杨舜年写状子打官司。此时，杨舜年正在县城学堂执教，立即赶来为灾民执笔书状。佃农直接将状书送到苏州府衙门，巧的是这位知府为官清廉，见状词虽寥寥数句，文笔干练，义正词严，字字千钧。他不敢怠慢，深入核查案情，查实后即将在押佃农无罪释放，同时责令崇明县府免收灾农钱粮并发粮赈济。杨舜年的一份状书，救千户佃农于险境，西乡民众欢呼雀跃，讼师杨舜年名声大振。以后，崇明百姓打官司告状，申冤雪耻，都来找杨舜年。

除此之外，杨舜年办的案子很多，当时驻扎崇明盛家米行镇的官兵军纪败坏，经常在农田里纵马寻乐，糟蹋庄稼。农民敢怒不敢言，就向杨舜年求助。

杨舜年思考一会，让百姓依计而行。第二天，农民将纵马的官兵包围，并打死了几匹军马。官兵吃了亏，便向县衙告状，要求惩办农民。总兵和知县前往查勘现场，途中看到镇子的墙上到处贴有标语口号，上写：“军有军粮，马有马粮，民要生活，安能无粮？糟塌庄稼，打死军马，惩罚农民，王法何在？”

总兵和知县来到现场，只见麦田一片狼藉，心里明白：兵马毁田在前，农民殴马在后。而庄稼乃农民之命根，遭到如此毁坏，实属不该。于是，总兵和知县只得当众断案：“军兵管马不严，激起民愤。打死军马，概不追究；损坏庄稼，理应补偿。”原来，殴打军马、张贴告示都是杨舜年的计策。

还有一次杨舜年为一位孤寡老人张耿云讨回了公道。张耿云想卖掉镇东的两间房屋，市场价格100两银子，而买房者王霸只愿出50两银子，并且说“不卖也得卖！”张耿云无奈，便去找杨舜年想办法。杨舜年弄明白情况后，要张耿云依顺着买主，并许诺：“迟早能得100两银子。”次日，王霸听说张答应卖房，就请来了杨舜年作中保。杨舜年当场写下契约一份：“兹有张耿云自愿卖房两间，上卖椽子、桁料和砖瓦，下卖地基。议价50两银。口说无凭，立下此据为证。”

王霸连声称好，双方签字画押，钱物两清。四个月后，张耿云找到王霸要他拆房，腾出地基。王霸一听火冒三丈，马上找中保人杨舜年来作证。

杨舜年一到，王霸拿出契约，理直气壮递给他。杨舜年右手接过凭据，复又伸手捧着，慢条斯理地念出声来。王霸一听不对，签约时的“下卖地基”怎么变成了“不卖地基”？夺过契约一看，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不卖地基。”王霸哑口无言，只得又付出50两银子买下地基。事后，张耿云问杨舜年：这字怎么会变？杨笑了笑，伸出左手大拇指。

原来杨舜年在读契约前，已在左手大拇指指甲涂上浅浅一道墨汁，待到接过凭据，在“下”字左侧上轻轻一按，就变成“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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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出奇计的方唐镜

方唐镜，今江门市蓬江区人。他是秀才出身，精于律例，替人打官司时常出奇计，扭败为胜。与陈梦吉、刘华东、何淡如并称为清末广东四大讼师。

据记载，五邑的乡绅马铭诚，只有一个独子叫马长乐，这个孩子不省心，浪荡骄横，惹是生非，遍请名师教导均无效果。一天，马铭诚在教训儿子时，本来想用一个棒子打儿子，没想到儿子到底年轻些，身体灵活，反手抢夺棒子。父子推搡时木棒无意间击在父亲脸上，撞断了两颗门牙，鲜血直流。

本来对儿子的不成器父亲就怒火中烧，这下子简直快被气死了，父亲愤怒地说：“好儿子，如今竟有大出息了。咱们也不必做父子了，去见官吧！”说罢就要去县衙，状告儿子忤逆不孝。

儿子马长乐吓坏了，那时忤逆不孝可是大罪，再三向父亲求饶，也不行。无奈之下，马长乐忽然想到了名讼师方唐镜，他听人说，再难的官司有时他都能转败为胜。于是，马长乐赶紧去找方唐镜。方唐镜听完经过，皱着眉头说：“不好办，你这是逆伦大罪啊！”

马长乐着急呀，说自己愿出五百两纹银请方唐镜帮助想办法洗脱罪责。方唐镜沉思了一会说：“说起来，你父亲也有不是之处，年轻人谁不爱玩，口头教训也就罢了，何必动棍棒呢！先把银两拿来，然后咱们再好好计议！”

马长乐赶紧回家取银票，再来到方家时，顿时懵了。当时正值盛夏，外面骄阳如火，酷热难耐，而此时方唐镜却穿着棉袍，满头大汗，烤着炭火，吃着火锅。接过银票确认无误后，方唐镜招手对马长乐说：“我想的计策极为周密，不可让外人听到，你附耳过来。”

马长乐言听计从，就侧身将头伸过去。哪知，方唐镜张口狠狠咬向他耳朵。马长乐痛得大叫起来，耳朵上满是鲜血。这时，方唐镜从容地说：“我的计策已成，你去见官时，就这样说，父亲不仅拿着大棒打我，还咬住了我的耳朵，我痛得受不了往外跑时，父亲顺势被带倒跌在门槛上，因此摔坏了牙齿。”

果然，马铭诚把儿子告到了县衙。县令审案时，问马长乐为啥忤逆伤父？马长乐不紧不慢，照着方唐镜的说词，诉说一番。县令听后不敢怠慢，立即让衙役验伤，果然是牙齿咬痕。县令转过来，斥责马铭诚说：“你对自己的儿子竟如此歹毒，有失乡绅身份，既然你有错在先，而儿子又不是故意的，所以无罪释放。”县令接着又教训了马长乐要恪守孝道，勤劳诚实，不能好逸恶劳。然后宣布结案退堂。

马铭诚从县衙出来后，很是郁闷，他深知自己的儿子愚钝至极，怎么能想出如此计策，肯定背后有人指使。他越想越生气，便揪住马长乐的耳朵厉声问道：“是何人指使，如实相告，不然老子打死你！”

最后，马长乐只好如实交代这是方唐镜出的主意。马铭诚一听傻眼了，感觉他们吃了亏，白白折了五百两纹银不说，自己还丢了人。于是马铭诚心一横，拽着儿子再次来到县衙喊冤，说方唐镜借他们父子纠纷，敲诈纹银五百两，请县太爷做主讨还。

县令立即将方唐镜被传唤到县衙。此时，方唐镜毫无惧色，反问道：“五百两纹银不是小数字，马长乐既然说我收他银两，那么请问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给我的？”马长乐就说了取回银票去方家的情景，说方唐镜正穿棉袍、烤炭火，满头大汗，吃火锅。

方唐镜哈哈大笑，拱手向县令说道：“县令大人明鉴！如今可是盛夏时节，酷热难耐，避暑都来不及了，还会有人在家穿棉袍、烤火吃火锅吗？马长乐这是异想天开，污蔑我这清白生员吧。”县令也觉得不可能，于是驳回马家父子的诉讼，把他们赶出县衙。而对方唐镜却客客气气地将其送走。

陷到案子里的刘儒恒

清朝嘉庆年间，发生了一起寿州案，震惊全国。寿州案件，历时四载，三审三判，因有讼师刘儒恒的介入，真相才大白。包括总督巡抚在内的数十名官员受到牵连。然而讼师刘儒恒却身陷案件中，惨遭充军发配，最终冤死狱中。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十九日，安徽凤阳府下辖的寿州富商张体文家的族侄张伦、长工李赓堂及其子李小八，三人同日暴亡。

寿州知州郑泰接到李赓堂的亲属李东阳报案后，带着负责尸检的仵作勘验现场，发现死者有中毒症状。但证人说法各异，有的说是误食了毒蘑菇，有的说是中煤毒，还有的说是中邪了。案件扑朔迷离，也闹得沸沸扬扬。

郑泰只想着如何尽快结案，免得损害自己的形象。此时，当事双方也想私下和解。原来，张体文的次子、负责打理张家事务的张大有，经过与李东阳一番暗中商讨，最终达成了协议，张家出钱2400两银子，李东阳撤诉。

当郑泰传唤李东阳到州衙时，李东阳的口风就变了，宣称其兄及侄子是误食蘑菇而死，并且出具了证明，愿就此结案。郑泰顺水推舟，就草率结了案，不久他调任泗州任知州。

可是，没多久一个曾被郑泰开除的前衙役李复春，他怀恨在心，想借此报复郑泰。按大清律令，命案应报上级备案查核，李复春知道这起案子郑泰没有上报，这个罪名也不轻。于是李复春就找到讼师刘儒恒帮助写控告状。

刘儒恒得知此情，认为郑泰隐瞒不报，而且草草结案，属于失职渎职。于是就按照李复春所说的大致案情写了控告状。一下子就向两江总督陈大文告发了郑泰，转告郑泰不据实办案，控告状中写道：“张体文三子、武举人张大勋之妻胡氏与张伦通奸，被李赓堂父子撞见，惧内的张大勋干脆将这三人一并毒杀。而事后知州郑泰朦胧混验，令门房苏三付给李东阳5000两银子，还为其捐了监生，隐匿案件。”

陈大文接报后，因事关官员渎职舞弊，感觉事关重大，立马上奏嘉庆皇帝。

嘉庆十年（1805年）正月，此时案发过去两年了，嘉庆皇帝看到呈报很是生气，严肃问责了相关的官员，将已调任泗州的郑泰革职查问。随后，安徽省的巡抚、按察使等官员也给换了，陈大文则被调任左都御史，两江总督一职由铁保接任。

铁保担任两江总督后，张家不服，就向铁保上了一纸诉状，自称家世清白，通奸之事是讼师刘儒恒捏造。铁保非常重视，要求重审，查清案件真相。而张家又向负责审案官员行贿8000两纹银。案件被认定为中煤毒。将“捏造诬控”的讼师刘儒恒收押审问。第二年八月，铁保上奏给皇帝案件定性是“讼棍诬奸毙命重案”。

这下子刘儒恒罪大了，有可能充军发配。刘儒恒作为讼师，他深知司法的程序，案发之前，他就给家人作了安排，如果事发怎么应对。当年10月，刘儒恒的儿子刘荣光赴京控诉。结果刘荣光被羁押在刑部审问。后刘儒恒妻子汪氏再次赴京控诉。嘉庆皇帝只得任命不徇私情的内阁学士初彭龄为安徽巡抚，负责查明此案。

初彭龄经过一个多月的审理，终于查明了案件真相。原来，先是张大有与弟媳即张大勋之妻胡氏通奸，后张伦又与胡氏成奸，张大有恼怒，就用砒霜作饼下毒将他们谋杀。

最后，张大有判斩立决，郑泰和几个妄断官员发往伊犁流放，李东阳杖一百、流三千里，铁保革职留任。

但是，讼师刘儒恒因代写的控告状中，写的郑泰通过苏三给了李东阳5000两银子封口费，而事实却是只给了500两，刘儒恒“所控系属全虚”。按规定，“依蓦越赴京告重事不实，发边远充军例”，被判发配边远之地充军。后身死狱中。其子也被充军，其妻汪氏在押解途中病死。

可见，在清代作为讼师帮人打官司讨公道，风险也很大的。甚至可能因此而丢了性命。

作者 | 刘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