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侵权纠纷中制造侵权行为的认定

专利侵权纠纷涉及被诉侵权产品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使用、进口等行为。其中，制造行为相对于其他行为是最严重的侵权行为类型，同时也是其他侵权行为的源头，因此制造侵权者往往需要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及更高的赔偿数额。本文主要讨论在专利侵权纠纷中，在无法取得制造行为证据时，如何对于制造侵权行为的认定问题。

专利侵权纠纷中，能够反映被诉侵权产品制造过程的直接证据是认定制造行为及制造商的最有效的主张依据，但抄袭模仿专利技术的制造侵权行为往往发生在被告自己或者其相关方掌控的场所（比如工厂车间），因此对于作为专利权人的原告来说，在侵权人的生产场所取得其生产、制造侵权行为的证据通常较为困难。在司法实践中，较常见的方式是通过某些标准推定证明侵权人存在制造侵权行为。

一、依据侵权产品自身标注的生产者信息直接推定

如果侵权产品实物的表面、标签、包装、吊牌、产品说明书或产品合格证等带有生产者的名称、地址、商标等信息，原则上就可以作为推定所标注的主体实施了生产、制造行为的依据。（此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品侵权案件的受害人能否以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批复》（法释〔2020〕20号）规定，任何将自己的姓名、名称、商标或者可资识别的其他标识体现在产品上，表示其为产品制造者的企业或个人，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生产者”。）

实践中有部分生产厂家主张系他人假冒或仅是贴牌销售，涉嫌侵权产品并非由其生产，但若其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这种主张通常不会被认可。

相关案例：台州市黄岩顺丰塑料厂、佛山市南海区南国小商品城沙龙百货经营部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2020）最高法知民终309号】

顺丰塑料厂主张被诉侵权产品系其从其他处购买后再贴牌销售但无法提供购买凭证。对此，最高院认为，尚美公司公证购买的被诉侵权产品底部贴有生产信息标签，标明了“顺丰”字样以及顺丰塑料厂的全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且顺丰塑料厂的经营范围包括塑料制品制造、加工。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被诉侵权产品系由顺丰塑料厂制造；无论被诉侵权产品是否由他人制造后贴附了顺丰塑料厂的标识，顺丰塑料厂均应对外承担制造者的责任。

二、综合注册地址、经营范围等相关信息综合认定

也有相当多的侵权产品采用了“中性包装”，即侵权产品或其包装没有标注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等内容。但是权利人可通过结合侵权人的办公场地、产品宣传手册、官网介绍、企业公示经营范围、电话录音、销售单据等显示其宣传并制造侵权产品的有关信息进行综合认定，此种情况下，若销售方无法说明其产品来源和提供产品出处的证据，则可以推定侵权人实施了制造行为。

相关案例：佛山市恒珲门窗配件有限公司、王承孝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2017）粤民终1154号】

本案中，首先，被诉侵权产品是中空门配饰件，根据恒珲公司的注册信息显示，其经营范围包括产销、加工门窗配件、五金制品，即恒珲公司具备生产侵权产品的能力；其次，恒珲公司在其公司的宣传手册中宣称其是“一家集生产、设计、销售为一体的家居、门类系列铝材生产厂家，主要经营移动门花、拉手座、塑料件等及配件……”，即恒珲公司宣称自己实施了门配饰件的生产制造行为；第三，本案侵权产品系恒珲公司在其店铺内销售，侵权产品及其外包装上均没有生产厂家的信息，即侵权产品并未指向他人；第四，恒珲公司主张侵权产品是其从案外人鸿云铝材五金配件厂合法购买所得，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送货单予以证明，但该单据并没有鸿云铝材五金配件厂的签章，恒珲公司也未提供鸿云铝材五金配件厂的营业执照等证据证明该主体的真实存在，故该送货单的真实性难以确定，本院不予采信。即恒珲公司关于侵权产品有合法来源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确认恒珲公司实施了制造侵权产品的行为，更符合现有证据所能反映的法律事实，该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在王承孝提供的证据已经可以高度盖然的证明恒珲公司实施制造行为的情形下，后者虽然抗辩称其未实施制造行为，但却未能提交否定证据使其“是否实施制造行为”这一争议达到真伪不明的程度。

根据以上分析，专利权人在维权时，若无法取得侵权者制造行为的直接证据，在取得被告实施销售行为的证据时，可以考虑从多个方面收集各类事实证据，尽可能使得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和支持，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从而证明侵权者的制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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