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辞职做律师的五个危机管理

法官辞职做律师的五个危机管理

法官辞职做律师的五个危机管理

如不是别人偶尔叫一声之前的体制内职务，我已经忘记自己曾经的高级法官身份了。各位多为律所主任、名校教授、资深法检，系研究型的专家法律人才，今天与大家谈谈自己的转型之路，也算给大家提供一些研究的素材吧。

当法官褪下法袍，轻轻掸去体制内的一身倦意，在同事们不解与亲友们不安的眼神中，毅然并带着一丝惶恐走出法院大门时，就踏上了自我放逐的探险之路，面临着诸多危机的考验。在我看来，主要有舆论危机、角色危机、心理危机、专业危机、执业危机。

一、舆论危机

近年来，法官辞职做律师，似乎成了一个社会讨论的热点，舆论褒贬不一，大致有以下几种声音。

前科论。认为法官辞职是违法乱纪了，领导给个台阶让其引咎辞职，较为体面地离开。这种个别现象以前是否有，缺乏关注。但现在这种照顾性的做法失之于软、失之于宽，与中央严惩害群之马的精神不一致，应当不再存在。

无能论。认为法官辞职是因为在法院混不下去了，担心进不了员额或成为员外郎后，才不得已黯然退场。故也常有体制内法律人士半开玩笑对我说，我有一天混不下去了，就来找你做律师。说者无心，听者不是滋味：莫不成律师业成了废品站，专门收留各等淘汰产品?做不好法官，又怎么能做得好律师呢?须知法官具备的专业判断能力，仅仅是律师三分之一的能力要求，律师此外还需深谙拓展之道与说服艺术。无能在体制内积淀能量，又如何能在体制外从容奔走、放飞自我呢。其实，以笔者曾从事的法务、法官、教师、律师等法律职业的体会，市场化的律师在这几类职业中淘汰率最高。

动机论。认为法官辞职做律师，是为了打通江湖与堤岸之间的通道，利用权力的光环寻求法外利益。这种说法完全是对法官辞职的污蔑。法官如有此动机，大可不必离开体制。在风险对等的语境下，做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甲方，与双腿荡去漂来的乙方，孰优孰劣，相信理性人不难做出判断。权力的光环只笼罩大楼中人，步出大楼，笼罩自己的只能是天空。她虽飘渺，但却宏大。

自由论。若说法官辞职一定要有什么动机的话，那就是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动机了。我认识的辞职做律师的，都是为了追求人身的自由、意志的自由，附加适当的经济自由而来，为了追逐法律人的梦想生活而来。法官工作的时间太多，做事的空间太小，承担的责任太大，对应的收入太少。辞职做律师，也许是打破这种”大小多少”之间不平衡的一种尝试。

所以，面对这些舆论评价，辞职法官大可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在法院没有犯错，混得也不错，也没有什么不良动机，我们选择辞职，只不过是在大时代追求自己的一个小梦想而已，正如公选律师做法官一样，不必戴上有色眼镜审视而大惊小怪。职业的调整，身份的转换，跨界的尝试，思考的换位，不失为一条增进法律人之间专业沟通、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职业互信的有益渠道，让江湖理解堤岸稳实之下的繁重与无奈，让堤岸见识江湖风波之中的激荡与压力，最终彻悟殊途同归，心之内外求法，并无优劣之分，唯求心安、证正果而已。

心理危机

再热的舆论也会风平浪静，而法官辞职后的内心，经由解脱后短暂的轻松、兴奋、惬意，各种心理危机注定会接踵而至。十天未接案是休息，一个月未接案是恐慌，一年未接案是被时代抛弃。正常情况下，比案源首先敲门而入的，是或多或少的失落感。毕竟，优秀的法官能否转变为优秀的律师，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是骡子是马需要遛出来试试。毕竟，从圈养动物到野生动物转变，必须适应从驯服法则到丛林法则的转变，唯有实力才能生存发展。毕竟，从”官”到”民”的转身，意味着从执法者到服务者的转变，从”上”到”下”的俯身，意味着从垄断者到竞争者的转变，其间的失落感难以避免。回头一看，这不正是调整心态、走向转型的肇始么。伴随失落感的是焦虑，且主要是案源焦虑，从原来的旱涝保收，到不知道明天的面包在哪儿，从焦虑案源、焦虑胜负、到焦虑代理费，甚至对律师行业产生整体性焦虑。但时间一长，自然明白法律服务虽然是偶发的，但偶然性中有必然性，只要坚持绽放，必然会有收获。同时也会逐步习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这种生存模式。以自己在朋友圈写短评为例，一段时期写的多，案源相对就多，一段时间关注刑事，刑事方面案源相对较多。原来有无相生、天道酬勤，并非空话。但问耕耘，不求收获，反而收获日多。案源焦虑的问题解决后，作为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就会慢慢体会到无力感。从”大法官说了算”到感觉法律服务者的人微言轻，再到利用专业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其间升华的又岂止是专业运用方式的转变。最后，吃饭问题解决后，法官辞职做律师，最应当克服的是职业自卑感。许多法官辞职做律师多年，远未建立起律师行业的专业认同、职业认同、感情认同。很多人不喜欢别人叫自己律师，认为律师相对高高在上的法官，低人一等，二等公民，自己看不起自己，又怎么能活得从容、自信、尊严呢?权力虽然能带来快感，可需要加大剂量才能持续获得，同时也容易导致狂热与失去理性。以平常心面对权力，将其作为服务社会的责任而非主宰别人的手段，在失去权力的时刻，反而平静幸福。否则，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最终自伤。

专业危机

既然选择了做律师，就选择了靠手艺吃饭、以专业发展的道路。专业化是社会大生产下分工的必然趋势，没有专业强项的律师，有逐步被市场淘汰的危险。在经历一段”万金油”律师的磨练后，律师必须要选定并打磨自己的专业领域。 但是，律师的专业选择，不是组织分配，而是市场竞争。法官可以选择案件，而律师只能是被案件选择，这是一个基本的行业态势。

那么，如何化解这种专业危机并找到自己的长期饭票呢?除了市场的需求、个体的兴趣外，我认为应当科学界定律师专业化的时代内涵。律师界传统的专业划分参照法院的庭室设置，将律师业务划分为：民商事律师：婚姻继承、劳动、侵权、建工、房产、矿产、环保、知产、执行；非诉律师：专司常法顾问、投融资并购、公司结构治理；刑辩律师：财产犯罪、职务犯罪、金融犯罪、人身犯罪、知产犯罪；行政律师：行政征收、国家赔偿等。这种划分，是线条型、平面化的。民商事律师以不懂刑事为自豪，做非诉的以从未进过法院大门而自傲，刑事律师以不学民商事新规而自恋。如果谁试图突破民行刑之间的藩篱，尝试打通非诉与诉讼的界限，就极有可能获得万金油律师的负面标签。

律师为解决问题而生。但是，哪怕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是叠加政治、经济、法律、心理等多方面的因素而催生的。原因在于人并非生活在人工划分的特定空间，学科的分类仅仅是人类面对知识暴增的无奈之举。学科与知识可以人为分割，但问题却需要整体性解决，就像病人需要结合气候、饮食、药物、情绪等诸多因素调养身体一样。

因此，传统的线条型、平面化的律师专业划分，应当转变为现代的立体化的条块式的专业划分。这种立体化的专业划分融合民行刑的专业思维，以民商事案件的划分基准将其条块化，可以尝试将律师业务基本分为以下十大板块：家事板块、劳动板块、侵权板块、建工房产板块、金融板块、公司板块、矿产板块、环保板块、知产板块、执行板块。这十大板块均打通民行刑的专业壁垒，均要求熟练掌握该板块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如，家事板块，需要将婚姻继承纠纷、家暴行政处罚、无效婚姻、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重婚罪、遗弃罪、侵占罪等所涉的交叉学科知识融合起来解决问题。同样，劳动板块，也需要掌握民事争议、行政仲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等所涉的多学科素养。侵权板块，也因其严重程度之不同而运用整体性思维处理好民事纠纷、行政处罚、刑事犯罪之关系。其他七个板块，也应当按照这种交叉性、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打通学科界限而寻求融合性解决方案。简喻之，平面化、线条型的专业划分，是将面粉、奶油、水果分开销售，而立体化、条块状的专业界定，则是将面粉、奶油、水果三合一做成蛋糕后整体出售，其品相与口感、营养自然优于前者，价值含量也大幅提升。

这种划分的理论依据在于，其一，民法乃众法之基，私法固不待论，欲治公法者，亦应对民法有相当了解，而后可得其真谛。（史尚宽先生言）。其二，行政法刑法作为公法，乃民法这一私法的保障法。其三，公法权力来源于私法权利，理应共存共生，共同发力解决问题。其四，纠纷的本质相同。纠纷源于各类主体在追求物质欲求与精神欲望的过程中对民事、行政、刑事规范的违反，而规范的功能就在于对这种越轨行为的矫治。

就我们北京商顺律师事务所而言，其”商顺”字号表明了我们只做商事活动的纠纷预防与矛盾处置，商事合同纠纷——商业性质的行政协议纠纷——商事犯罪——商事法律风险预防，皆源于商事合同这一基础法律关系，四位一体，融汇贯通，相互借力，自然相得益彰。

四、角色危机

律师的制度设计注定其是一种反对者的角色，否则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一个不知不会不善反对的律师，必然是一个无才无能无名的律师。当法官走下审判台而坐在两造席时，就无形之中选择了反对者的角色，其对手也许是势均力敌的民事平等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权力机构。但对我们而言，角色转变带来的利害关系，却值得探讨。主体的不同也随之带来社会评价的不同。同属建言，在体制内是善意的批评，在体制外也许就是恶意的攻击。

从体制内走出的反对者，拿捏分寸，把握火候，尤为重要。我一直认为，律师办案时反对的声音理应不超越技术范围，突破了这个界限，就背离了律师职业的制度要求，而成为其他职业了。法官辞职做律师在这一点上的所谓政治正确，我想了四个意识，与大家探讨。

第一，有稳定方有律师。枪炮轰隆法无声。律师无疑是社会稳定的产物和受益者。社会一旦动荡，法律也就自然失去了用武之地。律师的反对声音，唯有通过技术与理性的手段，以改良的方式推进社会进步，才是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第二，有繁荣方有律师。法律服务的消费是一个精神消费，建立在当事人一定的经济实力之上。当事人未富起来甚至自身生存都成问题，当然就无律师消费的愿望与能力了。这次疫情对律师业的冲击非常明显，其后期也难见报复性增长。

第三，有法治方有律师。法律人之间的看法不同，有分歧有争论，非常正常，但宜就事论事，不宜上纲上线，更不能借此恶意攻击国家司法制度，中国法治成长需要时间，如司法彻底失去了公信力，人们不再相信法律，就会放弃诉讼而选择信访、私力救济等其他方式解决纠纷，律师也就没有了市场。

第四，有文明方有律师。 律师是理性人的典范。前段听闻，北大辽宁校友群，一名校友律师进群不分皂白辱骂作家方方，让人很难相信系北大毕业的律师。方方的对错，我们可以文明理性地讨论而不能辱骂，其被踢出群也属正常。同样，生活在地球村，各国应相互交流学习法治经验，但是英国首相约翰逊感染新冠，居然几万人点赞，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律师，这种自杀自绝于世界的做法，让我们慢慢失去外在的学习与参照对象，我们的法治也只能是日渐式微，律师制度也就可以取消了。

五、执业危机

第一，禁业风险。遵守法律关于辞职二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规定，现在是大数据时代，差一天也不行。

第二，接案风险。接案时做好书面记录保护自己，告诉客户自己做过什么能做什么即可，不要胡乱承诺，谎言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不要违背律师伦理与纪律接案，更不要暗示自己曾经的人脉资源接案，这样的话一来违纪，二来你会走上路径依赖，失去了专业支撑，路就会越走越窄，最终变成职业掮客而非专业律师，违背了法律人的初衷。

第三，办案风险。我一直认为，律师办好案就是最好的广告，通过办好案形成良好的市场感召力，从而进入发展的良性循环。案源来自信任，信任源于专业。诉讼胜在说服，说服依赖专业。我们要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胜过人脉，相信专业说服比打招呼更管用。这决非空话假话。随着本轮司法改革的深入，司法环境正在悄然改变。法官员额制到位后，全国各地从上到下正在加紧实施审判责任制，对发回改判等问题案件进行全方位评查并追究责任。有权必有责，权责相对等。责任制的紧跟其后，犹如给法官头顶悬上了达摩克里斯之剑，法官的压力与日俱增。你可以说这无法杜绝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能被滥用之顽疾，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时代，如果法官没有被打招呼，其无论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权均不成问题，但一旦被打招呼，谁也不敢保证这个案件不会出现意外事件，如当事人闹访、自杀等。因此，法官一旦被打招呼，其心灵一旦被污染，就会产生本能的防御机制，在作出裁判时必然会撇清关系，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反而会作出对招呼方不利的判决。

因此，法官辞职做律师，更应该深谙此道，全力将专业做到极致，在事实认定上分析透彻证据，在法律适用上讲透价值引导，走上专业化、理性化、有尊严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