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湾区 083期 | 东莞王宠惠：蜚声国际的法学家

他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富于传奇的人物。做过两任外交总（部）长，三任司法总（部）长，大理院院长，两任教育总长，代理和正式国务总理，两任司法院长，代理行政院长，担任海牙法庭法官，也做过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他是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和法学家王宠惠。

■蔡登山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广东东莞人，出生在香港。

王宠惠

祖父王元琛是广东省第一位基督徒，当时反教之风甚炽，故避居香港，著有《圣道东来考》《醒迷论》《历艰明证》等书行世。

父亲王煜初，后成为基督教伦敦会香港道济会堂牧师，传道之余，亦勤于著述，并关注社会问题。当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医时，课余常去道济堂，与王煜初牧师讨论革命大事。当时王宠惠年仅六七岁，亦常陪侍左右，无形中受到革命思想熏陶。

王宠惠幼年入香港圣保罗书院，习英文，课余在家里随周松石学习《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旋入皇仁书院继续其学业长达四年时间。

北洋大学颁发予王宠惠的钦字第一号考凭

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在天津设立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前身），王宠惠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攻读法科法律学门。一九〇〇年春，以第一名毕业，由直隶总督裕禄颁发考凭。因该文凭外围左右书有“钦字第壹号”字样，被称为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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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毕业后应南洋公学之聘，出任英文及地理教席。但时间不长，其时秦鼎彝（力山）在大通举义失败，被通缉而逃沪，王宠惠匿之于寓所，逾二日，始为之购赴日船票，亲送登轮。未久，王宠惠亦赴东京，继续研读法律与政治，并与秦力山创刊《国民报》，主持英文论述，鼓吹革命，孙中山甚嘉许之。时日本各报忽有清廷割让广东予法国之说，他又同冯斯栾、郑贯一和冯自由等人，发起组织了“广东独立协会”，以对抗清廷，深得孙中山赞许。

一九〇二年，王宠惠由日本转赴美国留学，先就学于加利福尼亚大学，随后转入耶鲁大学深造，一九〇三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并担任美国律师公会学报编辑。一九〇四年，孙中山访问美国期间，王宠惠与他在纽约会面，并协助他撰写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英文稿，并曾讨论五权宪法问题。

王宠惠

一九〇五年获耶鲁大学民法学博士学位后，王宠惠旋即赴英国研究国际公法，并获得英国律师资格。同时，王宠惠还游历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先进国家，考察各国宪法，并被选为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在此期间，王宠惠将《德国民法典》翻译成英文，于一九〇七年由伦敦斯蒂芬斯书店出版。该译本广受国际法学界的好评，并迅速成为欧美各大学的通用教材，这使得王宠惠在西方法学界名声大噪。

在欧洲期间（约一九〇八年），王宠惠因经济困窘，孙中山时在新加坡筹款支持云南河口起义，得信乃使侨商陈楚楠、张永福等筹措一千五百元汇去给王宠惠。对此，其党内同志颇有微词，孙中山则言：“培植一个国际知名的法学家，其重要且过于十万雄师。”从中可见孙中山之远见以及对王宠惠之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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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九月，王宠惠从欧洲回抵天津。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王宠惠南下上海，沪军都督陈其美聘为顾问，革命取得成功。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一月三日，王宠惠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一职，时年仅三十岁，这是他登上民国政治舞台之开始。

不久，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袁任大总统后以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王宠惠被邀出任司法总长。

一九一二年六月，因唐绍仪辞职，王宠惠与同盟会阁员亦一起辞职。遂赴上海，受聘上海中华书局，任英文编辑部主任。十一月，出任孙中山创设的铁路总公司顾问，并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王宠惠于一九一六年五月参加反袁护国运动，担任肇庆军务院副外交代表。袁世凯死后，王宠惠于一九一七年赴北京就任法律编纂会会长；一九二〇年出任大理院（最高法院）院长、北京法官刑法委员会会长、法理委员会会长。

工作中的王宠惠

一九二一年，北京政府派王宠惠及施肇基、顾维钧为代表赴华盛顿，出席太平洋会议。在会议进行中，王宠惠突然提出取消日本二十一条款之要求，以为此种苛酷条款，若令存在，则国际间无从协调，太平洋无法太平。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对此意外提案，当时深感失措，只以须向本国请示为词，作暂时搪塞之计。其后日本卒不胜与会各国之外交压力，不得不宣布放弃其在东三省之特权，此为弱国外交之初步胜利。

至于胶济铁路问题，亦为会议中重要议题之一，王宠惠力主收回自办，方在折冲樽俎之中，而北京政府已与日本洽妥丧权条件，训令代表团遵行。王宠惠对此悲愤已极，遂秘密告知当时代表国内民众团体之蒋梦麟，使赴纽约，转电国内，反对北京所洽妥之屈辱条件。

国内闻此消息，愤激异常，吴佩孚亦起而响应，通电指摘，梁士诒内阁因之而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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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政治生涯的一个高峰是一度在一九二二年出任“好人内阁”的总理。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三日，王宠惠和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钊、陶行知等十六人在《努力周报》上共同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认为中国的军阀混战、政局混乱，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才让坏人当道之故。因此他们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来组成“好人政府”，以改变政府腐败之现实。

王宠惠书法

同年九月，王宠惠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下署理国务院总理，组成王宠惠内阁，主要成员有：内务总长孙丹林，财政总长罗文干，陆军总长张绍曾，外交总长顾维钧，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徐谦，教育总长汤尔和，农商总长高凌蔚以及交通总长高恩洪。其中王、罗、汤都曾签署上述主张，故世人称之为“好人政府”。然而，这一内阁由于没有自己的组织和武装力量的基础，也缺乏人民的支持，只能是野心勃勃的吴佩孚的傀儡。不仅为以吴景濂为首的国会和以曹锟为首的保派所反对，也愈来愈为胡适等“好人们”所不满。十一月十八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时有受贿之事，且携带众议院公函夤夜向黎元洪告密，并要求立即拿办罗文干。黎元洪即以手谕饬步军统领拘罗，并送地方法院检察厅拘押。罗文干在接财政总长印时，“财政涸竭”“库空如洗”。为解燃眉之急，他决定向国外借款。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他未经国会讨论和总理批准就在奥国借款展期合同上签了字。这种有违法定程序的做法，正好为伺机报复内阁的国会发起“倒阁运动”提供了口实。二十三日，曹锟发表通电，“历数罗文干私签承认奥债合同罪状，为国会声援，务请将罗彻底查办治罪，以为卖国者戒严”。此电一出，为早已不满吴佩孚专权的直系诸将群起回应。面对众叛亲离的局势，吴佩孚只得让步，他于二十四日通电，表示对“罗案”毫无成见，对曹锟始终服从，始终拥护。王宠惠内阁因失去靠山，不复支撑。十一月二十五日，王宠惠被迫宣布辞职，“好人政府”仅存七十余天即告垮台。

胡适在十月二十七日《日记》中说：“‘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好政府不但要人格上的可靠，还要能力上的可以有为。亮畴竟是一个无用之人；钧任（按：罗文干）稍胜，但也不能肩此重担；少川（按：顾维钧）稍镇静，头脑也稍明白，但他终为罗、王所累，不能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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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也是一位蜚声国际的法学家，他在国际法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在海牙国际法庭供职时的表现，以及在确立联合国宪章方面所做的工作。作为中国当时最为知名的法学家之一，王宠惠于一九二三年被国际联盟选为海牙国际常设法庭候补法官。他一直工作到一九二五年，同年八月，王宠惠回抵北京，旋担任关税特别会议中国代表、法权调查委员会名誉主席、法律增订馆馆长。

一九二七年六月，王宠惠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次年十月八日任国民政府委员、第一任司法院院长。一九三一年五月，再次出任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

王宠惠

一九三六年，王宠惠于国际法庭法官任期届满后返国，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出任外交部长。同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王宠惠一方面谴责日军的侵略行径，另一方面要求日方停止军事行动，以避免事态扩大。但日本不仅在华北扩大战事，而且进一步发动“八一三事变”，并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进占上海，极大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王宠惠判断英美可能会对日本采取遏制行动，为此他采取了将中日冲突国际化，以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的策略，先后申述于国联和布鲁塞尔国际会议，向日本施压。但当时英国在欧洲搞绥靖，美国则采取无所作为的政策，故此国联大会和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制裁日本的协议。有鉴于此，作为亲英美派的王宠惠认识到获取苏联支持的重要性。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的签订鼓舞了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对日本长期执行的孤立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次沉重打击。通过条约，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援助。

王宠惠父子

一九四一年四月，王宠惠转任战时国家权力中枢——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一九四二年二月蒋介石访问印度，王宠惠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随往，曾会见印度人民的领袖甘地，调处英印纠纷，以利对日战争。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高峰会议，商讨对日作战，及战后事宜。王宠惠陪同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并成为中、英、美三国具体谈判中的中方实际负责人。据梁敬錞《开罗会议》一书的记述：在拟订开罗会议宣言之过程中，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王宠惠因英文精湛，对于宣言维护中国及邻国之权益，积极争取，据理力争，取得相当大之成绩。如英国代表贾德干别有用心地提议把某些表达改委婉一些，例如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王宠惠以外交家特有的敏感，立即表示反对，坚持回复原案的文句。美方也支持王宠惠的意见，结果维持原案，英方最终被迫放弃了这个提案。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在《开罗宣言》中得到庄严声明：日本战败后，“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王宠惠作为外交家的坚定机敏，再次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立下功绩。

一九四五年四月，联合国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组织大会，中国出席代表为外交部长宋子文及王宠惠、顾维钧、胡适等九人代表，施肇基为高等顾问。会议中，王宠惠对世界之集体安全曾提供极宝贵之意见，于国际法庭规程及新法庭之管辖权等问题，出力最多。会中有关我国家权益维护极力，宋子文致词用字失当也未改正。各小国纷纷反对四强否决权时，美、英、苏代表各为本国辩护。澳大利亚代表发言却对中国大肆讽刺。王宠惠提议由中国代表团发一公开声明：倘美、英、苏均同意放弃否决权，中国亦愿意放弃云。王宠惠没有出席橡园会议讨论联合国草案。这一提议只是事后补救，无法中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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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对中国司法与法制有精湛之研究，民国初年著《宪法刍议》《宪法危言》《宪法平议》《比较民法》等书，深为学人重视。抗战期间，曾在中央训练团讲述《五权宪法》，阐明五权宪法与三民主义之关系、五权相互关系及分县自治之重要。

一九四三年，中国与美、英等国签订平等新约，王宠惠亦多参与。签约后，政府为改革司法，设立实验法院，及修订民、刑诉讼法，王宠惠曾多所贡献。抗战胜利后，政治协商会议中，议定宪法草案修正原则十二项，成立宪草审议委员会，参与宪法草案之拟订和审查。此外，他还拟订出刑法法典、民事诉讼程序法，以及参与民法之草拟。他对于司法制度之建立、人才之训练，以及维护法统均有很大之贡献。

王宠惠在法学方面的贡献甚巨，在不同历史阶段中，他先后撰写了《宪法刍议》《宪法危言》《宪法平议》《比较民法》《中华民国宪法之要点》《宪法之功用》《五权宪法》《五权宪法之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厚重的法学作品。

除了在宪法和民法方面的成就之外，王宠惠在刑法和国际法方面也成绩斐然。除在外交与司法方面之成就，王宠惠在文化教育方面也颇有建树，一生中曾先后担任唐绍仪内阁之教育总长、复旦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教授、东吴大学董事长，并对东吴大学在台湾复校及扩展，居功至伟。他还将蒋介石巨著《中国之命运》翻译成英文，并主持翻译了《苏俄在中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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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王宠惠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六月，他再度担任司法院院长。翌年，王宠惠因病前往香港治疗；一九五〇年转赴台湾，再度出任“司法部长”。

晚年王宠惠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王宠惠病逝于台北，享年七十八岁。死后安葬于东吴大学后山墓园内。

王宠惠一生中有两段婚姻：元配杨兆良于一九一八年生下长子大闳后，次年再度怀有一女婴，但因难产去世。一九二〇年冬，经朋友刘景山介绍，王宠惠认识了天津籍的朱学勤小姐。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和朱学勤订婚了。紧接着到欧洲任职，返国后又忙于新的职务，直到一九二七年九月间他出任司法部长，十一月十七日，才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教堂内和朱学勤结婚。当时王宠惠年四十七岁，朱学勤年二十六岁，两人籍贯分属南北，然情感无间，室家之乐生趣盎然。朱学勤是一位热心传扬福音的虔诚基督徒，她曾与蒋夫人、陈诚夫人、张群夫人以及何应钦夫人等，共同创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并且常常出入医院关怀、看顾伤员官兵。子王大闳，游学欧美，英国剑桥大学建筑系学士与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硕士的背景，使他成为台湾第一位完整接受西方现代建筑教育的著名建筑师。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