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天，中共中央成立一个新部门：中央宣传部，由他出任副部长一职，主要负责组建华南地区情报局，统一上海、香港及澳门等地情报工作。

他千里迢迢赶到上海，听从组织指示，组成上海情报站，派遣中共成员以各种方式悄悄潜入日本特务机关等组织内，逐步展开情报工作。

同年，在他的领导下，上海情报站和延安方面建立秘密电台。但凡发往延安的电报，均用“小开”当作名字。

两年后，他凭借机智巧妙的方式，为中共谋取近百份颇有价值的情报，发往延安及华中局等处，使得新四军主力部队得以在日军一次次“扫荡”中顺利及时转移，有效保存我军实力。

可一次次“扑空”，到底还是触动日军心中那根怀疑的“心弦”，他们渐渐意识到，可能是他们的“扫荡”消息提前泄露，才导致行动屡屡失败。故而日军派出大量“情报专家”和宪兵特务，深入上海市区，一片一片仔细搜查中共电台。

某一回，日军正在大街上巡查，突然发现某药铺房顶存在电台信号。而这个电台，就是他于前一年特地设置在此处的秘密电台。

巧合的是，日军发现此部电台踪迹之时，他正在该药铺“工作”，不仅通过望远镜实时发现日军那辆带有天线的吉普车，而且反应迅速地叫来同伴，把发报机和天线尽数藏到墙壁夹缝里，又在墙体表面仔细糊上报纸遮掩，最后将一个面包烤炉搬到隐藏电台的墙下放置。

所有工作惊险完成，前来搜查的日军也冲进药店。那些日军无视他们的存在，直接闯入屋内翻箱倒柜找了起来。他看着日军行动，未加阻拦，面上从容地继续蹲回面包机前烤面包，又向某个懂几句中文的日军军官说：“您如是喜欢法兰西面包，什么时候来都行，我保证热情款待您。”

话罢，即递上提前准备好的面包，请日军品尝。

面包的香味慢慢飘散，果然转移了日军的注意力。领头的军官咬了几口，示意手下人草草搜查一遍，觉得没什么，便拿着面包走了。

第二天晚上，那领头日军军官再度敲响药铺大门，说要再来尝尝他烤的面包，他如先前所言，当真热情款待军官，并从军官口中套到很多有用信息。他告诉军官：“您倘若喜欢我的面包，随时都能来我这里，我烤给您吃。”

后来，那位喜欢面包的军官果真常常光顾药铺，而药铺再也没有被日军搜查过。

他凭借惊人的洞察能力和应变能力，帮中共情报组织躲过一次大危机。他就是素有“中共隐藏战线杰出代表”之称的潘汉年。

而他一生所遇之事，远不是一次“惊险经历”足以概括。

01、在成为那把“利刃”之前：他也曾是一名以笔为刀的编辑

生于1906年冬天的潘汉年有一个书香味十足的家庭，因为世代靠“农务”、“塾师”等为生，从不出仕当官，所以潘家在当地有一个响亮的“破落户”名头，可潘家人半点儿不在意。

潘汉年读中学期间，正巧“五四”运动兴起，受到“新文化”的影响，他对文学、戏剧、外语等十分偏爱，尤其常常扮演贫苦角色，对社会底层人民产生浓厚同情，令他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1925年，不足20岁的潘汉年告别父老乡亲，独自一人背井离乡去往大上海。在陈伯吹的推荐下，籍籍无名的潘汉年有幸成为黎锦晖的助理编辑，进入他少年时常常阅读的杂志周刊《小朋友》工作，负责校对、编辑等事务。

偶尔，得到空闲的潘汉年亦会尝试自己动笔创作儿童文学。其中，最有意思的当属《五姐妹》和《要买……》两篇文章。

前者讲五个小姐妹由于故意不吃祖母烹饪的饭而被关到小屋中学习，她们合作从窗口“逃”出去，不但没有找到“快乐”，而且惹下很多麻烦，最后饿到不行，只得回家。

后者则是一个小朋友告诉大家，爸爸想买牛耕地，妈妈想买鸡高鸣，姐姐想要猫捉老鼠，哥哥想要狗看门，他则想要一匹马载着他去玩耍。

两篇文章的内容都很简单，符合儿童口味，文字描述也特别简单，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算是当时“新儿歌”中难得的佳作。

其后，潘汉年与陈伯吹合作推出由中国民间故事改编的童话系列，吸引诸多小朋友关注。虽然潘汉年在《小朋友》的时间不长，但他的成绩却非常突出。

“五卅血案”发生后，潘汉年加入中共组织，离开《小朋友》，至上海创造社出版部任职；1926年，由潘汉年提议筹划的《A11》周刊正式创立。

那是一份更偏向于文化的综合性杂志，一面世，就以不少精彩栏目获取读者青睐。期间，潘汉年更是用犀利言辞撰写许多具有明显革命倾向的散文，得到大众好评。

但可惜的是，因为资金及环境问题，《A11》只发行5期，便不得不宣布停刊。

同年，潘汉年再度创办综合性杂志《幻洲》，用一如既往犀利文风坚持抨击旧制度，探讨革命理论而获得鲁迅等人留意和关注。

然而，《幻洲》同样未能“长久”，发布将将20期后，它就因为遭到国民党当局查禁而被迫停刊。

很多年后，潘汉年故地重游，又来到《幻洲》“听车楼”，无比感慨地表示：“谁又能想到，就在这样一座小小楼上，诞生了当年横行一时的《幻洲》呢？”

虽然《幻洲》不再存，但它带来的影响却和潘汉年的“编辑生涯”一样，都将成为华夏史书中值得一提的一页篇章，为人们所知晓铭记。

02、狠狠“插”入敌人心脏后：他就是一颗默默烘托“巨星”的暗淡星子

1931年，接上级命令，潘汉年成为中共“特科”负责人，由此开启一段惊心动魄的“地下岁月”，长期出没于敌人“心脏地带”，是“一柄狠狠插入敌人内部的利刃”。

他从容将明面上的“身份”和私密“工作”结合在一起，利用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掩护中共秘密；又隐藏在暗处，联合进步人士组成一股有力的外围力量，派遣中共成员深入敌人要害，收集情报，解救许多陷入敌人牢笼的进步人士及我党同志。

譬如1932年，潘汉年就曾为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夫妇的被捕而积极奔走，成功邀集很多社会名士共同发表抗议宣言，迫使国民政府最终释放牛兰夫妇。

转年，潘汉年调任苏区中宣部副部长，暗中策动“福州事变”，为推动反蒋抗日运动做出贡献；1934年，短暂撤走香港的他很快回到工作岗位上，与广东政府代表秘密达成停战等5项协定。

10月，他跟随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他在中共领导的指示下，准备出使莫斯科。为了悄悄“脱离”长征队伍，潘汉年装扮成“烟贩子”，藏身于一群被红军俘获的“烟贩子”群体中。

经贵州、江西、湖南、广东4省，成功借道香港，回到上海，同陈云等同志会合，抵达目的地，与国民党展开秘密会谈，商讨停战条件。

可因为对方要求过于苛刻，所以谈判没有结果。随后，潘汉年回到香港，继续在民众间大力宣传中共主张，主持开展许多爱国活动，积极为统战工作付出他的一份力量。

“西安事变”后，在中央指示下，潘汉年告知宋庆龄：中共及张杨方面都欢迎南京方面代表到西安商谈和平解决的方法，并劝说宋子文到西安。

在接到宋家人秘邀他到南京商讨的消息后，潘汉年没有按照常规“步骤”在南京站下车。而是于尧化门出站，乘车悄悄赶往宋子文公馆，转交宋子文一份来自中共中央的电报，请宋子文呈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那段时间里，中共领导为了了解南京动向，把一些指示及相关文件传给潘汉年，方便潘汉年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配合行动。

西安事变的结果，人们都很清楚，人们的目光也习惯性会落到诸如毛主席、周总理及张学良等人身上。但实际上，除却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外，人们同样应当记住潘汉年、刘鼎等人的名字。

他们虽然是在遵循上级领导的命令行事，可正因有了他们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才有了如今人们看到的那么“精彩”的历史事件。他们就像一颗颗暗淡星子，围绕在夺目巨星周边，默默用自己去烘托巨星的光芒，增添巨星的耀眼。

“八一三”抗战后，潘汉年出任“八办”驻上海主任。利用合法工作身份，积极展开救亡斗争，将上海爱国群体有效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救国抗日阵线。

当然，潘汉年也没有忘记自己另一个“使命”，一如既往派遣中共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广泛收集各种情报信息。

1937年，上海沦陷，潘汉年撤往香港，始终坚持进行情报工作；1945年，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会议不久的潘汉年接到上级通知，紧急赶赴东北，接管苏占区工作。

1947年，他凭借出色的个人才能，为中共组织争取到大批民主人士，大大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周总理先后接见潘汉年等人，并在几番思考下，决定把在上海拥有良好活动基础的潘汉年派往此处。

上海和平解放后，潘汉年出任上海副市长等职务，跟在市长陈毅身后，积极整顿社会秩序，净化上海社会环境。

但遗憾的是，未等潘汉年继续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大放光芒，他便因有心人构陷而陷入牢狱。

03、他也有属于他的美好爱情：他的夫人在他病故后，亦很快追随他而去

1977年，病入膏肓的潘汉年在组织的准许下，更名换姓到长沙治病。临行前，早已被病魔折磨得无比虚弱的他紧紧拉住跟在车前，夫妻感情素来深厚的妻子，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向妻子保证：“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

潘汉年的妻子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仿佛不知从哪里生出一种预感，觉得丈夫此行，可能就是与她的诀别。而结局，也确实如潘汉年的妻子所料那般，潘汉年此一去，便再未能回到二人分别的地方。

同年4月，潘汉年于长沙医院病故，享年71岁。

潘汉年的妻子名叫董慧，本名“奉然”，比潘汉年小了12岁，生在香港一个富裕家庭，自小衣食无忧。

可“七七事变”爆发后，这位年轻的姑娘却毅然选择放弃继承父亲事业的机会，孤身一人远赴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

董慧加入中共组织同年，潘汉年从香港来到延安，进行情报工作。董慧则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潘汉年手下，利用“董家大小姐”的身份为情报部门管理财务，负责传递文件等工作。

无人知晓潘汉年和董慧是何时互相产生情愫的，人们只知晓，当外界窥探到他们“不寻常”的关系时，两人已然有了定下终身的迹象。

潘汉年到敌占地区从事情报工作期间，曾非常思念仍处于危险环境的董慧，亲笔写下一首诗词寄予董慧，表达自己对董慧的相思情。

数月后，董慧到淮南小住，得以和潘汉年重逢，可相聚的时间实在过于短暂，离别前，依依不舍的潘汉年再度写下一首小诗，向董慧诉说他的担心和挂念。

可以说，潘汉年与董慧的爱情，就是那个艰难危险时代中足以支撑二人走下去的动力，他们的夫妻感情特别深厚，似乎没有人能把他们两人分开。

因此，当潘汉年病故后，独留世间的董慧十分悲恸。

她强撑虚弱身体为潘汉年料理后事，将他的骨灰盒埋葬在长沙某墓地，写信告诉家人：“潘汉年担心他的病吓坏我，可我偏偏担心他死后，再无人能照顾他。他能安然离开人间，我甚是欣慰。”

办完丧事之后，董慧独自一人回到她和潘汉年生活很长一段时间的茶场，睹物思人，常常潸然泪下。董慧的亲人劝说她回香港，董慧坚定拒绝，非要留在丈夫“身边”。

整日沉浸在失去丈夫的悲愤和思念中，导致她的身体每况愈下。

1979年元月末，也就是两年前潘汉年病重，不得不离开她，到长沙治病的同一日，突发脑溢血，猝然离世，追随她深爱的丈夫而去。

她的丧讯传出，潘汉年的好友李一氓非常伤痛，写下一首悼亡诗，悼念潘汉年、董慧夫妇。

1982年，潘汉年的冤情得以昭雪，董慧同样得到平反；次年，在中共中央的决定下，人们把潘汉年夫妇的骨灰从长沙移送到北京，合葬在八宝山公墓，实现了二人“生同衾，死同穴”的心愿。

参考资料：

《潘汉年沪上编辑生涯》

《烘托耀眼巨星的卫星——潘汉年在西安事变前后》

《潘汉年与董慧的生死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