殴打公交司机案的结果，为何都是“缓刑”而没有“实刑”？

马进彪

“10·28”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对该事件进行解读。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大讲堂”对该问题进行了法律探讨，涉罪案件中，大部分最终都被判处缓刑，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事处副处长喻海松在研讨会上提出，建议增设新罪处“实刑”，喻海松还提出，刑法该出手时必须出手。（北京日报11月10日）

从这次案例大讲堂给出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之前，各地已发生过多起乘客抢夺方向盘，或殴打行驶中的司机案件，而最终的判处都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量刑点，虽然都判处了刑期，但大都又会以“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的方式终结。

而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喻海松还提出的“实刑”，其实上是相对于诸多“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之类的“虚刑”作为对比而提出的。应当说，这种提法才是真正点到了现实中判处的痛点，因为，如果说在现实案例中，总是以这种以“虚”代“实”的判处来终结这样的案件，那么此类行为根本无法得到有效震慑。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那些殴打行驶中司机的人，确切地说，并不是不懂法，所谓的不懂法，只是他们廉价的借口而已；相反，这是因为他们太懂法了，以至于都可以规律性地预测出法律将给出的结果，那就是有期徒刑的前缀，和缓刑式的后缀。换言之，如果将这样的前缀和后缀分开的话，那么中间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因此，应有的震慑便无从谈起。

说起法律，人们定然会想到应有的震慑力，而如果法律没有了震慑力，那就不能称之为完整的完善的适用的法律。因为法律的震慑力并不会凭空产生，它的终极来源在于后面起着支撑作用的强制力，这是现实中无以替代的根基，如果没有了这些，那么法律的震慑力就会成为没有支点的空中楼阁，和飘渺的海市蜃楼。

法律的实质性构成，并不仅仅是指各种法律的条文，法律的条文其实只是一种必要的社会行为向导，而后面的强制力才是保障它得以执行和产生作用的内在驱动。因此，任何法律都必须存在实质性的驱动力，以体现它固有的社会意志总方向，这是法律自身存在的必然逻辑，也是使法律产生震慑力的内在根本逻辑。

因此，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喻海松设想的将“虚刑”改为或调整为“实刑”，这非常符合当今的现实情况。但这并不是说以前的法条就是不对的，而是说，任何法律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变是必须的，现实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法律就要应时应需地加以调整变化，法律本身就是社会各种关系的调节器，它应当以动态的身姿，最大程度地服务于社会客观现实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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