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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留下了两个问题：关于李斯之死的具体时间，《资治通鉴》定在秦二世二年八月，然而作为原始材料的《史记》有不同说法。《史记·李斯列传》说的是“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似乎李斯死在秦二世二年七月，《史记·秦始皇本纪》把李斯具五刑定在秦二世二年，李斯被杀则发生在秦二世三年冬。到底是谁搞错了呢？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

刑以秋冬

首先让人费解的是，无论是秦二世二年七月还是第二年冬天，都和八月没有关系，《资治通鉴》把李斯之死定在秦二世二年八月，这究竟是从何说起的呢？

线索其实还在《史记》里边，《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载秦二世二年八月，刘邦、项羽联合西进，在雍丘斩杀李由。

前边讲过刘项联军在雍丘遭遇李由。李由在前线苦战，大概还不知道父亲和全家老少都在咸阳下了大狱，命悬一线。但即便得到了消息，估计也无计可施——也许击退叛军，好好挣个表现，就可以洗脱罪名吧？

从《史记》的记载来看，李由这一次并没有像先前死守荥阳一样死守雍州城，而是在城下对阵。这一仗给了刘邦麾下两员大将以很好的表现机会：樊哙斩首16级，夏侯婴作为战车驾驶员，虽然没有直接斩首的机会，但因为车战成果突出，所以也和樊哙一样因功授爵。

既然李由死在秦二世二年八月，李斯就不应当死在当年七月。大概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司马光才把李斯之死，定在了李由之死的同一个月里。

司马光这样的安排，虽然很费了一些心思，但误解了司马迁的措辞——“李斯列传”和“秦始皇本纪”其实并不存在矛盾，前者所谓“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只是在七月里让李斯“具五刑”，而“腰斩咸阳市”只是“论”，施加了判决而已，并没有立即执行。真正的执行时刻，是在秦二世三年冬。

秦朝历法以十月为岁首，一年是从十月份开始的，那么相应地，冬天不是年末，而是年初。这个时间上的细节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以赵高的手段，对李斯恨不得速战速决，以免夜长梦多，具五刑的时候就应该立刻把他杀了才对，而之所以拖到第二年的年初，很可能是因为秦朝运用五德终始说，已经形成了秋冬行刑的惯例。

《后汉书·陈宠传》有过一个很著名的论断，说“秦为虐政，四时行刑”，意思是说，秦朝实行暴虐统治，一年四季任何时间都可以对犯人执行死刑。那么与之对照，汉朝实施秋冬行刑，实在是顺应天时的德政。

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说法，汉朝注重天人感应，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把秋冬行刑这件事制度化了。但如果赵高杀李斯非要等到第二年的冬季，那就很可能说明早在秦朝就已经把秋冬行刑制度化了，然后只是汉承秦制，又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做出了更多的阐释而已。

腰斩

古代中国的死刑执行，除了讲究季节之外，还讲究月份、日期和时辰，禁忌很多，直到清朝也没能摆脱天人合一的迷信。话说回来，如果秦朝就已经实行“刑以秋冬”的法令，那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赵高要拖到秦二世三年冬才对李斯执行死刑。不过新问题又出现了：如果所谓具五刑指的是墨、劓、刖、宫、大辟在犯人身上轮番执行一遍的话，那么等到大辟这个环节，不就等于执行死刑了么？

也许这里所谓具五刑，只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反正是对李斯实施了一连串残害肢体的刑罚，但还是让李斯活了下来，等待最后的腰斩处决。

腰斩，顾名思义，把人拦腰斩为两段。这种刑罚的残酷性有两方面：一来受刑的人一时死不掉，还要忍受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剧痛，二来古代中国重视全尸，所以会把绞刑视为优待——这一点和西方世界截然相反，而腰斩就意味着不仅身首异处，而且手足异处，彻彻底底地死无全尸。

而腰斩的行刑地点“咸阳市”，是三教九流混杂的市场，正常情况下，李斯这样身份的人是不可能踏足市场的，所以在市场上执行死刑，对高官而言很有侮辱性。

秦二世和赵高太想折辱李斯，并没有意识到，在闹市行刑，虽然对受刑者起到了侮辱意义，对旁观者起到了震慑意义，但同时也会使普通百姓看到，朝廷政要也不过是有血有肉、贪生怕死的人，和自己没什么差别，这对于稳定政权来说绝不是什么好事。要等到汉朝，政治学家贾谊著书论说，提出“阶级”理论，这才使高官的死刑变得体面了。

俞鸿图

中国历史上受腰斩最著名的有3个人，除了李斯之外，还有汉朝的晁错和清朝的俞鸿图。传说俞鸿图是受腰斩的最后一人，他在雍正朝担任学政，主持科举考试，因为贪赃枉法的罪名被判处死刑。清朝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薛福成，写过一部《庸盦（ān）笔记》，虽然顾名思义，只是记载一些耳闻目睹，却被梁启超列入了“国学入门书要目”。

薛福成在这部笔记里回忆自己的幼年经历，说自己当年住在无锡，旁边有一座很大的府邸，大人们说那是当年福建学政俞鸿图的住处。雍正年间，俞鸿图主持科举，原本行得正，坐得端，没有半点徇私枉法的念头，但没想到自家小妾和仆人勾结，窃取试题售卖。

后来事情败露，雍正帝大为光火，定俞鸿图腰斩，安排俞鸿图的儿女亲家邹升恒担任监斩官。腰斩是个技术活儿，死得干脆还是死得磨折，全凭刽子手的心意，而刽子手的心意取决于死刑犯家属的行贿额度。

俞鸿图的判决来得太仓促了，让家属毫无准备时间，结果，刽子手丝毫不留情面，俞鸿图被拦腰斩为两段，身体在地上乱滚，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在地上接连写下了7个“惨”字。邹升恒据实上奏，雍正帝动了恻隐之心，从此废除了腰斩之刑，俞鸿图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死于腰斩的人。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但今天我们可以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看到雍正帝对俞鸿图案的明确批复，皇帝确实气得不轻，所以批复当中有“未料俞鸿图负恩至于此也”的字句，意思是说，没想到俞鸿图辜负皇恩竟然到了这般地步。

但对俞鸿图的判决，刑部意见是“斩立决”，雍正帝的批示是“著（zhuó）即处斩”。也就是说，俞鸿图并没有真的惨遭腰斩，薛福成听到的故老相传只是以讹传讹罢了，因此，腰斩阵营里的名人就只剩下秦朝的李斯和汉朝的晁错了。至于腰斩这种酷刑，到底是在什么时代才被废除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高风险高收益

李斯之死，给后世无数锐意进取的年轻人抛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高收益永远伴随着高风险，而这样的高风险，你真的承受得起吗？

唐朝末年、五代初年，那位由唐入蜀，奠定前蜀典章制度的词人宰相韦庄，读《史记·李斯列传》，写下一首七绝表达所思所感：“蜀魄湘魂万古悲，未悲秦相死秦时。临刑莫恨仓中鼠，上蔡东门去自迟。”

意思是说，古蜀帝的亡国之痛也好，女英、娥皇的丧夫之痛也罢，都会引发人们的悲伤，但李斯的下场虽然很惨，似乎也值得观者落泪，但他纯属咎由自取。早在他的年轻时代，既然已经领悟了老鼠哲学，就自当承受老鼠哲学带来的后果。现在的绝路，难道不正是当年主动选择的结果吗？

韦庄的意思是，仕途无异于博彩，买定离手，愿赌服输，拿高风险去赌高收益，怎么可能有高收益却低风险的好事呢？

晚唐诗人胡曾（zēng）也有诗说：“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诗句里的云阳，有可能是“咸阳”的传抄讹误，也有可能指的是秦朝云阳宫，这是甘泉宫的别称。无论如何，全诗的意思很明显，功成身退才是正途，李斯正因为贪恋富贵，所以才落得这个下场。当然，这是很典型的书生意见，李斯假如功成身退，结局难道真会好么？

这个时候，右丞相冯去疾自杀，左丞相李斯被腰斩，夷三族，政府最高职位出现了空缺，秦二世会如何填补呢？我们下一讲再谈。

上期回顾：李斯被腰斩，到底冤不冤？临终遗言让世人醒悟，只想过平凡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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