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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3日，《南方周末》以“刺死辱母者”为题，对山东于欢案进行了报道。
↑南方周末首发报道（图据最高法司法案例研究院《记载中国法治进程之于欢案》）
经新闻媒体和网络转载，案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正当防卫”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2017年6月23日，山东高院作出二审判决，一审被判无期徒刑的于欢，被改判有期徒刑5年。
今年11月18日，服刑4年7个月7天后，于欢获减刑提前出狱。
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于欢说，出于家庭经济情况、畏惧被害人一方、对二审不乐观等因素，在一审被判无期后，他曾不想上诉；改判有期徒刑5年后，他在狱中积极改造，如今出狱，他后悔当初的冲动，“我犯法了。”
红星新闻记者通过采访当事人，梳理案件公开资料、律师当年会见笔录等，还原了于欢从一审被判无期，到二审改判，再到减刑释放回家三年零九个月间的心路历程。
【被判无期后的木讷】
“没有抗拒情绪，整个人崩溃了”
于欢与其二审辩护人的第一次会见，是在2017年2月28日，冠县看守所内。
11天之前，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欢案进行公开宣判，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出版于201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室编辑的《记载中国法治进程之于欢案》一书中记载，宣判后，于欢及被害人家属情绪均较为平稳；接收判决书时，于欢没有抗拒情绪，对是否上诉没有作出明确表示。
被害人杜志浩的父亲在签署文书后，则提了一个问题：“法官、检察官，你们说造成一死两重伤的后果，判处无期徒刑是否轻？”
于欢回忆：“当时表面上没有任何抗拒，实质上整个人都已经木讷了！”
↑出狱后的于欢与其辩护人殷清利
于欢还清晰记得自己上诉时的纠结。当时，他尚不知道其母亲苏银霞、姐姐于家乐因为涉嫌集资诈骗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其父于西明也已不知下落。
对于第一次会见时于欢的状态，殷清利说，“于欢进来时，一直低着头，你不问他，他也不说话，感觉整个人已经崩溃了。”
殷清利回忆，于欢主要关心的甚至不是案件，而是家中的情况，“我知道他关心家里的经济情况，就告诉他，我是免费援助律师，不会花他家里的钱。”
【上诉期间的不甘】
“保护母亲是我所想，尊严是我实打实感受”
2017年3月23日，《南方周末》刊发相关报道后，案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
2017年4月，殷清利两次会见于欢。2017年4月27日律师会见笔录内容显示，经律师告知，于欢得知本案已引发了一场舆论“海啸”。于欢说，“我从昨天开始感觉有点不正常……包括我们监室在内的电视不让播放了。”
“才知道了，心情很好。”殷清利在会见笔录中记录，这时，于欢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告诉律师，“反正也上诉了，上诉不加刑，比不上诉强，最起码能保住一线希望。”
↑律师会见于欢时的笔录内容
于欢在会见笔录中说，“我面对殴打、侮辱，且对方人多势众……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自卫了。如果不自卫，我就没命了。”他还向律师详细回忆了催债人员侮辱其母亲的情节。
殷清利问他，如果一审判无期、不上诉，对你意味着什么？于欢回答，“感觉父母养我二十多年，我再判无期，还不如没我呢。再加上姥爷、姥姥都70多岁了，也没有机会见他们一面”，于欢说完流出眼泪。
于欢坦言，一审之后，他的状态一度低沉，想过放弃，在委托二审律师后又燃起了一丝希望，“还有热心人帮我。”心态比刚下判决那段时间强多了，逐步平静。
于欢说，他不想让对方伤害他，更不想看到对方伤害他母亲，“他们殴打并侮辱我母亲，我作为一个儿子，打我不要紧，但对着我打我母亲、侮辱我母亲，我要再没有一点动作，我就对不起母亲养我二十多年。”
↑律师会见于欢时的笔录内容
于欢在2017年4月份回答律师，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回到当时的案发现场，面对当时的情况，他仍会选择那么做，“不能有任何犹豫。”
于欢说，作为儿子，当时想的不是自己触犯法律，“保护母亲是我所想，尊严是我实打实感受到的。”他还告诉律师，那段时间，时常梦到家中亲人，一醒来又在看守所，“从你讲了全国民众关心我的事，感觉还是好人多。如果我尽快出去的话，多做善事。争取早日回归社会。”
【二审改判前的期待】
“法官建议我悔罪认罪，让我看缓刑的条件规定”
2017年5月23日，山东高院发布公告，决定同年5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于欢故意伤害上诉一案。
↑于欢案二审开庭公告（图据最高法司法案例研究院《记载中国法治进程之于欢案》）
庭审笔录内容显示，于欢在法庭上陈述，“我拿刀是万般无奈的选择。面对讨债者，我和母亲虽然受尽侮辱和殴打，但我没有能力反抗……他们把我往东南角带，那个角落两边都是墙，到了那里，境地会更加危险……如果我不持刀自卫的话，我靠什么保护我的权益？”
于欢在庭上说，坚信自己是无罪的，同时也相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
《记载中国法治进程之于欢案》一书中称，于欢案件之所以广受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案件触及“孝道”这一传统伦理道德核心要素，“辱母”的感情色彩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情感冲击。
“在全面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从天理、国法、人情的角度，准确对于欢及被害人杜志浩的行为作出评价，是二审裁判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记载中国法治进程之于欢案》一书称。
二审开庭前，殷清利再次会见于欢。于欢说，最担心的还是父母、家人，同时，对案发时自己的举动，仍旧不后悔，唯一后悔的事，“那就是高中没有好好学习，高考成绩不理想。如果出去的话，一定好好学习。”
于欢向律师回忆了对母亲的印象：“母亲随和、脾气好，教我做人要厚道。”案发前，于欢在母亲的工厂里上班，“工作上她不担心我，因为我能吃苦，工作干得很好。”
宣判前，于欢告诉殷清利，称此前法官先后提审其四次，其中6月9日法官对于欢进行告知，“详细让我看过缓刑的条件规定，并建议我从认罪悔罪、对被害人的赔偿及谅解、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事情、遵纪守法无危害性、尊重并服从高院判决等五方面写一份悔罪书。”
于欢在2017年6月22日的律师会见笔录中说，通过法官的几次会见，他感觉自己二审能被判缓刑，“如果是缓刑结果，我尊重。”
2017年6月23日，二审宣判，于欢由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殷清利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当时，于欢坦然接受了这一结果。
【出狱后的变化】
“见到母亲很心酸，后悔当年的冲动”
2020年11月18日，服刑4年7个月4天后，于欢获得减刑提前出狱。出狱后的第二天一早，他在母亲、姐姐的陪同下回了老家，去给已经过世的爷爷奶奶上坟。
11月19日下午，红星新闻记者见到了于欢，他穿着家人为他准备好的新衣服、新鞋。熟悉他的人说，出狱后的于欢瘦了一些，也开朗了很多，“性格变得沉稳，可以看出他在监狱的改造非常优秀。”
↑于欢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
于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以自由之身回到家中的第一天，“白天和家人说说笑笑，真实感还挺强。到了晚上，一个人躺在卧室，到两、三点才睡，还有不真实感。长期失去自由，突然重新拥有自由，还有落差，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回顾2016年4月14日案发的事情，于欢说，如今已能意识到当时自己的做法有点冲动，“毕竟给被害人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也确实难以弥补。我犯法了，触犯了法律，还是有些后悔。”
与二审前的“毫不后悔”相比，于欢有了明显的变化。
殷清利说，去年1月30日，于欢从狱中给他寄出一封信，已能看到他心态的变化：“看过去的时间很快，看还将度过的，也还是忍不住焦虑，老觉得时间如停滞一般……成功改判刑期，这也算不幸中的大幸。”
服刑期间，于欢曾考取公共营养师证，“过几天，尝试给妈妈做一份营养餐。这次出狱，想尽快多学点东西，能够为家庭、为自己作出一些贡献。”
红星新闻记者 王剑强 发自山东冠县
编辑 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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