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 《野火春风斗古城》创作的前前后后

文/熊坤静

我国当代著名作家李英儒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根据作家抗战时期在保定地下工作站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它自1958年末问世以来，相继被译成英、日、俄、保加利亚、朝鲜等十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1963年，它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同名故事片，1995年、2005年又两次被改编摄制成同名电视连续剧，公映后风靡全国。此外，它还被编排成同名话剧、歌剧和多种地方戏剧上演，在群众中影响很大。

那么，这部情节曲折生动、故事波澜起伏、富于传奇色彩的红色文学经典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

亲历抗日地下斗争

李英儒，1914年诞生在河北保定市清苑县李家桥村的一个中农家庭里。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困，为了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小小年纪便干起割草、拾柴的活计。他7 岁进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唐宋散文等，在文学方面受到一定的熏陶。

20世纪30年代初，李英儒考入保定市志存中学。在该中学读书期间，他利用节假日为学校做图书管理工作，挣点钱来作为学费和伙食费的补贴。同时，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接受了进步革命思想，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并开始尝试写作，分别在《幽燕》副刊、《河北民声》和志存中学校刊《兴华》上发表过一些诗歌、散文。1930年刊登在安新县教育局汇编的文集中的《春日旅行记》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35年，李英儒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组织——抗日民族先锋队组织。1937年高中毕业后，他因在河北省会考中取得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而被保送到北平燕京大学深造。但是七七事变彻底粉碎了他的读书梦，他放弃学业，毅然返乡投身于抗日救国事业。当时，国民党保定军校试图以非常优厚的待遇聘请他去工作，可他却毅然选择了共产党的部队，于1938年春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在游击队政治部办的《火星报》社当过编辑、记者、主编。

◆李英儒

不久，李英儒又奉地方党组织委派，回到清苑县组织抗日武装。他打听到一个从张学良部队回来的名叫张豹子的老兵，不仅枪法准，而且会武术，是出了名的好身手。于是李英儒便首先做他的思想工作，用东三省沦陷的历史和当地人民深受日寇奴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惨状来激发其爱国热情。他当即同意跟随李英儒抗日，后来成为独立团的第一连连长。李英儒走村串乡，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家乡集结起上百人的抗日队伍——晋察冀军区北上抗日先遣支队独立团。

独立团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晋察冀军区的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部队。该部队先后奉命承担了护送干部、破坏铁路、攻打易县和涞水等重任。

李英儒率部转战冀中大地，与日伪军作战几十次。在自己出生入死的同时，他还让妻子张淑文参加了送情报这项危险工作，并在自己家里设置了党的地下交通站。

在戎马生活之余，李英儒勤奋笔耕，把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和感人事迹写成一篇篇文章，如反映攻打武强的《夜摸城》、反映攻打安平的《子弟兵夜袭安平城》、反映攻占文安县城的《攻占文安》和《没有太阳的都市》等作品，都发表在当时的《冀中导报》和《晋察冀日报》上。

1940年以后两年间，李英儒先在《文艺学习》刊物当编辑，后参与《冀中一日》的初审，并主编《冀中一日》第四辑。1942年上半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同年5月1日，侵华日军纠集日伪军数万人，在飞机的配合下，出动坦克、汽车数百辆，对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拉网”式的大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 （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冀中一时间成为村村有岗楼、处处有碉堡、封锁沟密布的敌占区，八路军游击队的处境极为艰难。

为了粉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冀中区党委决定派李英儒打进保定城，开辟一条由冀中通往山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安全地下交通线。组织上找他谈话，分配任务时说：“抗战初期你是我们八路军独立团的团长，有战争经验，有文化，你对保定特别熟悉，在这里上过学，有群众基础，又是本地人，你胆识不缺，又有一定的人际关系，相信你能随机应变，险中求胜。”

鉴于当时驻保定的日军对平汉线封锁得极严，已有不少我党同志在穿过平汉线时被捕、牺牲。因此，为了让李英儒早日进城开展工作，组织上来不及给他办理相片加盖钢印的“合法证件”，只在近敌区给他弄到了一纸没有相片的证明书。该证明书经过技术处理后，又填上了假名字，加盖了手印。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持证明书勇敢地闯进保定城，找到一家与游击队地下党有联系的粮店，由粮店老板与其熟识的伪河北省政府经理科科长经过一番斡旋后，将李英儒安插到经理科供职。为了使自己站稳脚跟，李英儒把每月少得可怜的薪水除留下一部分以维持自己最低的生活标准外，其余全部贿赂给科长。因工作之便，李英儒得以亲眼目睹、了解了汉奸省长吴赞同、杜锡钧等诸多可耻可恨的内幕。后来他在创作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时，便把这伙汉奸的罪恶行径及其丑恶灵魂，淋漓尽致地写入其中。而那位经理科长正是小说中李歪鼻的原型。

◆《野火春风斗古城》手稿。

在无比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李英儒不负众望，很快就发展了一批自己人，壮大了地下组织，建立了两个地下工作小组。在此基础上，他设立了保定地下工作站，并担任该站站长兼党总支书记。从此，一条党的地下交通线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建立起来了。继之，他奉上级指示将内线工作的重点转到对敌伪军的争取教育和瓦解工作上来，以配合我党的军事斗争。

李英儒还通过一番苦口婆心的政治思想工作，策反了一个在日军据点里当差的伙夫，让他不断地把日寇内部的情报送出来。此举意义重大，当年委派李英儒进城的敌工部负责人史立德，在许多年后不无感慨地对李英儒的女儿李小龙说：“是你爸爸开辟了全国第一例将内线安置到日军内部的先例。我们火速将这个事例向党中央汇报，才有了后来的南方敌工部的效仿之举。你爸爸开辟了好几个第一呀，我们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他还能在解放后写出一本轰动全国的地下斗争的长篇小说来。”

抗战胜利后，李英儒于1946 年担任华北军区政治部敌工部第一科科长，翌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联络部第一处处长，直至北平和平解放。

创作小说再现历史

建国前后，李英儒先后担任天津某部队医院政委兼党委书记、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4年，他根据解放前的革命经历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处女作《战斗在滹沱河上》，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好评，被誉为建国初期优秀长篇小说之一。从1955年起，他有感于自己抗战时期在保定城开展地下斗争的亲身经历和其他战友的经历，构思创作了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小说原拟写20万字，但1958年脱稿时，长达34万字。它首先刊载于《收获》1958年第6期，同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关于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李英儒在《关于〈野火春风斗古城〉——从创作到修改》一文中阐释说：“这本小说动笔之前，在主题思想上不太明确。由于比较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总念念不忘地想把内线斗争的人物和事件记录下来。后来想到党的内线工作是一条隐蔽的战线（曾拟将小说命名为《另一条战线》），在这条战线上，由于党的坚强领导，与在其他战线上一样，我们发展与壮大了自己，打击或消灭了敌人，这才有意识地想表现党在这一战线上的胜利。于是，我以野火喻作敌人的凶焰，以春风比作党的力量，任你敌人的凶焰再高，烧不尽中国人民革命的有生力量。经过党的春风化雨，蒙受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会取得斗争的胜利，被蹂躏的中国大地，终于云散烟消，晴空万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剧照。

在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上，李英儒精益求精，颇下了一番功夫，塑造了杨晓冬、杨母、金环、银环等一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他在《关于〈野火春风斗古城〉——从创作到修改》一文中回忆杨老太太这个人物形象的诞生过程时说：“我研究了一些中外作品中的母亲形象。把她们作了分析比较，受到了不少启发，吸取了一定的营养，但我觉得学习旁人只是宽一宽思路，最重要的还是依据现实生活进行创造。于是回忆、想象了很多农村母亲的形象。诸如回民支队长的母亲马老太太的形象，冀中‘五一’扫荡前后掩护过我们的几位房东老大娘的形象。有些情节和性格特征上，确如史立德同志在本书座谈会上讲的，也有作者母亲的形象。杨老太太的气质和故事，也是逐渐丰富的。初稿里杨老太太占的篇幅很小，甚至没有让她参加工作，以后陆续增加了内容。定稿之后，偶尔看到清苑县志上载有母亲殉国的故事，有所启发，因而增加了杨晓冬母子阳台相会和母亲跳楼的情节。修改小说时，我感到杨老太太在政治上应该更强一些，把她的自觉性和政治见解又适当提高了。”

优秀小说众口称道

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一经面世，立刻赢得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好评，人们纷纷撰文给予高度评价。胡经之在《谈谈〈野火春风斗古城〉》一文中，从“艰苦复杂的年代”“惊心动魄的斗争”“丰满动人的形象”和“朴素真实的风格”四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野火春风斗古城》有着内容真实、题材新颖，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人物饱满、鲜活生动和语言朴素、简洁有力等诸多优点，“确是一九五八年出现的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它真实地描写了叫人‘感奋起来’的地下斗争事件和英雄人物形象。李英儒同志为我们人民革命斗争的英雄画廊里，挂上了珍贵的一幅。”方明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读〈野火春风斗古城〉》一文中，肯定它“是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小说，是一部有吸引力的小说。这是一九五八年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可喜的收获”。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和文学出版家叶圣陶在《读〈野火春风斗古城〉》一文中如此写道：“我一口气读完这部《野火春风斗古城》，觉得‘内容说明’的末了一句‘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优秀作品’并非过誉。”

1960年，以日本著名作家野间宏为首的日本作家代表团访华期间，李英儒恰好担任领队。一天晚饭后，大家在客人所住的宾馆里聊天，当野间宏得知李英儒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过冀中抗联会负责人，指挥战斗身经百战，以及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神奇经历的时候，便十分激动地对他说：“正因为你有着如此辉煌、多彩的阅历，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素材，付诸创作，才能写出《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一些动人魂魄的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

然而，《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众口赞誉的优秀小说却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林彪、“四人帮”所不容。他们盗用工农兵的名义，炮制了《是斗，还是降？——评李英儒的大毒草〈野火春风斗古城〉》《不是革命母亲，是贪生求全的胆小鬼——评〈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老太太》《肮脏的交易——从对关敬陶的“欢迎会”看杨晓冬的机会主义嘴脸》和《刘贼的走卒——评〈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文章，挥舞“人性论”的棒子，诬蔑该作品是“大毒草”，是“反动小说”。其“批判”的火力特别集中地射向杨晓冬母子的英雄形象上，认为“革命的”英雄必须是纯而又纯的“革命”派，不能也不应有任何“个人”的愿望和感情。据此，杨晓冬的母亲希望“看到儿子没灾没病的回来”，希望讨个儿媳妇，目送着久别重逢的儿子遽然离去时“心肠阵阵作痛”，就被认定为“心里没有革命，眼里没有人民，满脑子围着个人打圈子的溺子为命的人”，这样的人断然“不是革命的母亲”，而只能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显然，这样的批判和论断是完全不符合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伦理的，因而完全违反和扭曲了小说所反映的生活真实。此外，小说中关于伪团长关敬陶的描写，关于杨晓冬等争取和推动关敬陶起义的描写，也受到“大批判”文章的无理攻击。

由此累及李英儒遭受更加残酷的批斗、迫害，于1970年初被投入秦城监狱，失去自由达8年之久。但当时已年届六旬的作家顽强不屈，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硬是在铁窗中创作出了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女游击队长》和《上一代人》。

粉碎“四人帮”后，李英儒获平反昭雪，《野火春风斗古城》得以重印、再版，《女游击队长》和《上一代人》也公开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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