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破产法(修改)进入立法规划，专家刘忠和律师徐铭君阐述新观点

企业破产法(修改)进入立法规划，采访原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执业律师，中美破产法比较专家刘忠和北京执业律师徐铭君。

企业破产法(修改)现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1年对企业破产法进行了执法检查。根据202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拟于今年提请审议。

今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有代表提出关于修改企业破产法的议案。有关修改企业破产法的议案包括了多方面的具体修改建议。例如：今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有代表提出关于修改企业破产法的议案，建议修改企业破产法，完善破产财产、债权人保护、管理人、重整及清算转重整、跨境破产、法律责任等内容，增加个人破产、府院协调、预重整、破产简易程序和金融机构破产专章等。有关企业破产法修订是全体社会公众，尤其是法学专家、司法从业者、企业管理者等相关人士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访刘忠老师及徐铭君律师来谈一下两位对企业破产法修订的关注点：

刘忠老师（斯坦福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原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执业律师）：我本人对本次破产法修订的主要关注点是对破产企业保护的制度性建设以及将各种创新型重整方式和成功经验纳入的新破产法的修订范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修改破产法时，应当在保护破产企业的基础上，加强对破产企业的保护力度及制度建设。

2007年修改的企业破产法的立法侧重于破产清算，这属于“破产法”的制度缺陷，此前因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大批量僵尸企业有待清理，导致破产法的重心侧重于“清退”而非“挽救”，虽然破产案件中绝大部分缺乏市场前景的企业最终都通过清算程序退出市场，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破产法的作用和价值，但市场上不乏一部分有挽救价值的企业因受行业周期、政策调整等阶段性困难的影响不得不陷入到破产程序，又因为破产法对重整及和解程序时限上的要求，使这批企业被迫清算，这无疑极大的浪费了社会资源，更导致大量企业员工被迫失业。导致上述问题的发生主要源于目前正在施行的破产法对于如何建立和完善市场主体的救治制度却还不很明确。但从各地法院的司法实践上看，法律同仁实际上都在不断创新，积极探索，以期挽救有价值的企业，使之重新焕发活力，另外，在最高法院《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司法意见里提到“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主体救治制度”，说明在新破产法的修订上，势必会重视对破产企业的保护与挽救，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2、本次破产法修订，建议将司法实践中的重整与和解的成功经验纳入到破产法修订范畴，以立法形式将卓有成效的纾困思路确立下来。

现行破产法对破产重整程序的规定是具有历史前瞻性的，很多危困企业通过破产重整程序降低了自身负债率，引入新投资人，使企业从濒临倒闭的局面回归到正常生产经营的状态，这与破产法中设定破产重整专门章节是密切相关的。在司法审判员、律师等司法工作人员运用破产法的重整制度对解救危困企业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司法经验，而这些经验都是在破产法的重整制度框架内，在重整方式的设计与安排方面进行了研磨和细化，这凝结了破产法律人的集体智慧，这些经验促使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促使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我认为，既然这些经验很好的挽救了大量的危困企业，使之“恢复健康”，那么在本次破产法修订时，就有必要将这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写入破产法的正文中，使这些经验在全国范围的司法实践中得到充分运用。

徐铭君律师（北京中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我对破产法的修订还是很大期待的，尤其关注简易破产程序的立法设计方面。因现行破产法中并没有简易破产程序的规定，因此现在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普遍存在审理期间长、破产费用高、债权人受偿率低、占用司法资源过多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破产法的运行效力相对较低。我们都知道，诉讼程序是包括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对那些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简易程序的优点就是“简”，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尽快解决争议，而目前破产案件并未设置这种简易程序。目前从各国立法对简易破产程序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符合特定情况的破产案件，例如债权债务关系简单、债权人人数较少、债务人财产状况清晰的案件。二是特定债务人群体的破产案件，如消费者破产案件、小企业破产案件等。我认为，在本次破产法修订中，有必要设立专节对简易破产程序进行制度建设，提高僵尸企业出清速率和有待挽救的企业的快速重整，避免司法和社会资源的浪费，这是我对本次修法的最大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