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的歌声最动听，今天，还有谁知道他当年一场场的义演

文/马付才

在北京朝阳区东五环外的皮村，尘土和垃圾在弯曲的小巷里漫天飞扬，路边是各式的小商店，低矮破旧，门口摆着蔬菜、瓜果摊点。孙恒就租住在这里的民房里，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他穿一件老蓝色的旧防寒服，很多年以前的样式，系一条红色的围巾。还奇怪地剪了个极短的寸头，看起来有点“傻”的孙恒，完全没有与他那诸多荣誉和头衔相匹配的“派头”。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活的，他们放弃了世俗的评价标准，特立独行，坚持自我，他们或许活得艰辛，但内心充实，或许物质贫乏，但精神一定富有，孙恒或许就是其中的一个吧—-

为了梦想而流浪

1996年，孙恒从河南省安阳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在河南省开封市第四中学做了一名音乐老师。这一年，孙恒21岁。亲戚朋友都祝贺孙恒分进了一所不错的中学教书，初为人师的孙恒，这时也踌躇满志，决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一番事业。可是，在应试教育这种大的教育环境下，孙恒所教的音乐课根本不被重视，每有重大考试前夕，音乐课不是被语文、数学等别的科目挤占就是被取消，对音乐怀有深厚感情的孙恒渐渐地对这种年复一年单调重复的生活所厌烦，终于，在1998年，教了两年学的孙恒在这年秋季提出了辞职。孙恒想逃离这种环境，他是一个为梦想而活的人，论资排辈，循规蹈矩，这种生活虽然安稳，却不是他的向往。

父母不知道有着体面职业稳定收入的儿子为什么突然辞职，他们苦口婆心做儿子的工作，但孙恒的像一头牛一样的倔强。辞职后的孙恒一时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经过一番思考后，他决定去北京，北京那时在他的心中意味着希望、激情、改变，和深埋内心的似乎随时都会汹涌而出的理想。

23岁的青年来到北京，怀揣着一张师范毕业的文凭，还有一把自己心爱的吉他，在偌大的北京他举目无亲，虽然，孙恒在这之前曾多次想象过来到北京后的生活，可是，无情的现实很快就把一个23岁青年的梦想击得粉碎。在北京西客站下车后，一个很小的门面里挂了一把破吉他，吸引了孙恒的目光，过去一问，人家正好需要搬运工，他就开始干。那工作很苦很累，一个月就300元工资，干了不到一个月，孙恒实在受不了，辞了。此后孙恒做过推销员、送水工，在酒吧里唱过歌。每天一大早就在北京寒冷的冬天早早起床，然后，去叩开一扇又一扇的门，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再后来，孙恒到清华北门租了一间小屋住下，希望能有到学校里学习的机会，提高自己，开阔视野，清华、北大有不少讲座，孙恒可以自由的进去听，和同学交流。

那时是冬天，他的小屋很冷，没暖气，一个月要240元租金。有一段时间他实在没钱了，靠十元钱支撑了一个星期。有次去清华食堂吃饭，发现有两个大桶装着面汤，但旁边没有服务员，一问，才知道是免费供应的。他特高兴，吃饭时就很早跑去打免费的汤来喝。那段时间他特别迷茫，在北京没有一个朋友，家里也不要他。为什么要从家里跑出来，自己也说不明白，经济上很窘迫，又无依无靠。有时一个人呆在小屋里，突然之间会觉得很委屈，情绪低落。

在北京呆了几个月后，孙恒又选择了离开：写了一些歌，录了一些磁带，背着吉他去全国各地漫游。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他走了十几个省市，主要靠卖唱、打短工为生，经常在工地、地铁站、街头、高校，卖自己的歌。在路上那段时间，他经常很迷茫，漫无目的，不知明天要去什么地方。有时在街头唱着歌，看着熙熙攘攘的人从身边过来过去，都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来唱歌，觉得这样生活一辈子也不现实。然而有时，会突然有一个行人在他面前停下来，跟他坐在一块聊天，相互告诉自己的生活经历，互相给予鼓励。这样的小事往往是最难忘的，给了他很多感触，使他看到了底层人们生活的艰辛，也看到了他们为美好生活的努力拼搏、顽强不屈的奋斗，积极乐观的态度。在路上，有很多人和事打动了他，有一次，孙恒在石家庄遇到的一个民工，大家都叫他“彪哥”，30多岁，个子矮矮的，在工友中很有威信，但说话很少。

“一次，他把一双手伸到我的面前，说：你看，我只有空空的一双手，我要靠这双手养活孩子、妻子、父母。我起早贪黑拼命干，每天干十三四个小时，有时十七八个小时，特别累。有时累了就喝酒，喝完酒就想家，但很多道理怎么也想不清楚。你看，我们用双手在这个城市修建了高楼、大路、桥梁，而这个城市的很多人却瞧不起我们。我原来想，只要自己拼命干，也许以后就会改变，但到头来剩下的还是空空的一双手。”孙恒就把彪哥的这些大实话写成了歌。”

孙恒开始唱：“认识你的时候，已是在你干完每天13个小时的活儿以后……”这是与时下的流行歌曲完全不同的歌。非常写实、口语化，不煽情，不缠绵，音调也很平实，没有任何“包装”的因素。孙恒的嗓音也并不出色，很普通，也就像一种平平淡淡的述说。然而正是这种平实中透出的歌者的真诚和激情，放大了他所歌唱的平凡人、平常事本身蕴涵的张力，从一开始就温和但不可阻挡地触动了所有听众的心。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的歌击中了，掌声再次响起。在流浪的过程中孙恒开始不断思索，当看到别人的艰辛的时候，也就慢慢地看清了自己：你还去找什么你个人的价值？这样太奢侈了吧？很虚无。他明白了自己应该怎样生活：应该为自己所属的这个群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于是他又回到北京。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到北师大听讲座，是明圆学校（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张歌真讲他的办学经历。他第一次知道，北京每年有20多万外来打工者的孩子，因为没有户口，上不了城里学校。他们就自己办学，但师资力量、教学条件都比较差，都没有开设音体美课程。当时他就表示，愿意去做音乐老师义务教孩子们唱歌。第二天，他开始去明圆学校上课。在那以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他陆续在很多打工学校做音乐老师。他了解了孩子们，并进一步了解了这个群体。孩子们的父母都是来自农村，在城市里做最辛苦、最重的活。他也认识了很多各行各业的工友，知道很多他们的故事，他把这些故事编成歌，唱给他们听。

为了感动而歌唱

真正让孙恒彻底改变的是2001年冬天一次特殊的演唱经历。那天，孙恒去天津科技大学看一个朋友，学校的学生社团募捐了一些书和衣服，准备到工地送给民工，正好孙恒在那儿，就跟他们一块儿去了，那是他第一次到工棚里唱歌。工棚就是一大间房子，里面挂了许多晾晒的内衣内裤，搭着上下铺的大通铺，窗户的玻璃碎了，寒风飕飕地吹进来，屋里也没什么取暖设施。有的床板还是光板，连褥子都没铺。孙恒就站到床板上，给工友们唱了一首歌，那首歌的名字叫《一个人的遭遇》，是孙恒自己创作的民谣歌曲，内容是他的朋友小吴的亲身经历，歌词基本上是小吴对孙恒说的原话，孙恒只不过用音乐把它表达出来了。孙恒抱着一把吉他，用陕西方言唱道：九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说我们没得暂住证，把我们当成任务送去翻沙子，收容到昌平听到了以后我发现，已经有好几百人在里面，想要出去有条件，你可以打电话，叫人来送钱。就在这时我看见，有一些小姐，像领奖一样冲上前。我是一个人刚刚来这里，不会有人来送钱……

孙恒的歌声在工棚里回荡，工友们的眼睛都死死地盯着他看，有人的泪水渐渐地溢出了眼角，孙恒的歌一唱完，马上传来了如暴风雨一般的掌声，好多人把自己的巴掌都拍红了。他们的掌声是那样的真诚、质朴、与孙恒在酒吧，大学里唱歌得到的掌声完全不同，孙很不由也感动了，回去以后，孙恒的身边仍常常想起那些掌声，那掌声，就像是他在跟他的兄弟姐妹聊天，在心灵对话，原来，那里才是他唱歌的地方，唱歌原来也不仅仅是娱乐消遣，还可以服务别人在精神上鼓励别人，可以传递更多的信息，想到宣传的作用。我们的文艺，为什么不能直接面对最底层的劳动者。孙恒第一次在心里发出这样的疑问。

孙恒决心去寻找另外一种唱歌的方式。从那时起他就有了一个念头：能不能搞一个自己的文化团体？工友们有这样的需求，而自己也需要那个舞台。孙恒与几个喜欢唱歌的工友谈了自己的想法，大家一拍即合，都愿意去工地做义务演出。刚开始也不是什么正式演出，就是下了班以后，在工地上找一块空地，一群人往那一坐，用两把吉他做伴奏，就开始表演。有时来的工友太多，就用两个家庭卡拉OK麦克风，再加两个小音箱，把工地上的钢筋棍拔下来插地上，把麦克风绑上边。有时说着唱着，麦克风突然就不响了。但现场气氛都特别热烈，工友们就像过年一样的高兴，因为他们太缺少这样的娱乐。

过了几个月，他们已经有七八个文艺骨干，就选择2002年的5月1日———劳动节，正式搞了个仪式，对外宣布“打工青年艺术团”成立，孙恒担任团长。

“打工青年艺术团”组建起来了，王德志做过餐厅杂工、食品厂工人、送水工、广告业务员、推销员等工作；鼓手姜国良做过建筑工人、推销员、音像租赁等工作；许国健当过保安、打工子弟学校老师……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在一起排练，为更多的工友做义务演出。只有打工者才能体会到打工者的艰辛，共同的理想与抱负把他们聚集在了一起，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给了他们不竭的创作源泉。

第一次演出，孙恒首先想到了那些建筑工地，可孙恒联系了一家又一家工地，工地的老板一听是给民工们来义务演出的，以为孙恒的神经有毛病，这年头，时间就是金钱，能有人傻乎乎地不要报酬去演出的？即使有工头相信孙恒他们是义务演出的，也对孙恒说：得了吧，你看他们一个个整天爬高上低的，都累得半死，谁还有兴趣听你们唱歌？再说了，我们还急着赶工期，没那闲工夫去听你们唱歌。

但孙恒不失望，他一家家工地跑，最终，北京一所高校的建筑工地同意他们为工友们义务演出。这是孙恒他们的“打工青年艺术团”的第一场演出，演出设备非常简陋，只有两把吉他，一把口琴，麦克风是在一家唱卡拉OK用的，绑在一根钢筋上，插在地上，两只音响又小又旧，电视机也是临时借来的，一根电线上挂了几只照明用的小灯泡，但台子上方有一条醒目的条幅：“天下打工是一家”。工友们开始是稀稀拉拉地东一堆西一伙地站得远远的，现场的气氛有点冷，孙恒他们开始唱他们自己创作的打工歌曲，渐渐地，人群开始围拢在一起，把孙恒他们简陋的演出台挤得紧紧的。当孙恒他们演唱到《讨工钱》时，演出达到了高潮，掌声、叫好声震耳。“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不给结工钱，面善心黑的周老板，躲避起来不想见，寒冬腊月要过年，全家老小把我盼；空手而归没办法，只哟横下一心“讨工钱”在场的500多名农民工群情激昂，跟着孙恒齐声吼唱：“团结一心讨工钱！条件一个“结工钱”！团结一心讨工钱，条件一个结工钱！霞光万丈照天边，周老板乖乖结工钱！“

工友们特别开心，这种局面使工地的老板苦笑不得，他原想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年要来工地义务演出，那就让他们演一场试试，想折腾就折腾呗，谁想，把工人们的心都弄得沸腾了，万一那些觉悟过来的工人们都抱成一团来问他讨欠的工钱可怎么办。老板害怕了，他忙跑过去找到孙恒，告诉他要马上停止演出，赶快离开。孙恒微笑着告诉他现在演出还没结束，那个老板说：我求求你你们赶快离开，如果你们现在离开，这场演出你们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孙恒说：要我们离开也可以，你先问问下边这些工友们答应不答应。老板脸一变，说：不走，先把电断了，你们这是煽动工人们闹事。孙恒说：工人们获得劳动报酬是法律规定的，怎么能说我们是闹事呢？

老板没办法，只好哭丧着脸站在一边，直到孙恒们的演出结束。

这第一次演出虽然差点被工地上的老板轰走，但孙恒他们却非常开心。

为了打工者而鼓与呼

尽管艺术团的成员还要靠打工生存，然而每次打电话通知演出，他们都二话不说，不管时间多么紧张、工作多么劳累，都会按时赶到演出地点。尽管艺术团拿不出一分钱的报酬，但是他们说，只要一看见民工们那一张张开心的笑脸，就忘记了所有的不快和疲劳。演出是艰辛的，且不说每次到一个工地上演出，孙恒他们面对工地老板们拒绝和推辞，他们联系演出，只有百分之一的成功概率，联系一百次有一次成功就不错了。这主要是因为老板和打工者之间有利益冲突，比如拖欠工资，这已非常普遍。如果有这种冲突，老板就不希望外界介入。他们回绝的原因大多是工人们很忙，没时间。其实孙恒他们的演出一般都要等大家下了班、吃过晚饭之后，时间也不太长，只有一个半小时左右。来自四面八方的艺术团成员，每次演出后，连碗热茶也喝不上，就又要坐公交车回打工的单位上班了。

一次孙恒他们在一个工地演出完毕，一个打工者找到孙恒，询问怎样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问题。只顾写歌、唱歌的孙恒对这些专业的法律问题也弄不十分准确，回去后，孙恒想，如果在演出中，能把一些与打工者的法律紧密相关的法律条规印成材料，散发给他们不是更好吗？于是，孙恒专门找一些律师请教，把一些法律法规条款印成宣传材料，在演出中散发给工友们。这样，经常是他们的演出完了，真的就有工人直接去找老板，讨要工钱。孙恒他们的演出越来越受工友们的欢迎，可老板们是越来越排斥，他们害怕孙恒他们和工人门接触，害怕工人们知道自己损害他们权利的事。

但打工者都把孙恒他们当成了知心人，每次他们演出，打工者们对他们流露出来的那种激动、欣喜和热忱，都让孙恒他们充满了信心和感动。一些打工的工人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孙恒。一次，四川来北京打工的8个建筑工人被无端解雇，工钱也被扣押，8名走投无路的工人在北京痛哭流涕，怎样才能要回自己的工钱？8人中有人主张去工地的大楼上跳楼，以此引起众人的关注与同情，有人干脆主张找到老板把他打成残废以解心头之恨，还有人出主意去绑架老板的亲属不怕他不拿钱来。众人议论纷纷拿不定一个万全之计。这时，有人忽然说：不如去找孙恒。一句话，突然使每个人的心头一亮，是呀，去找孙恒去。然而，那时孙恒和他的打工青年艺术团连个固定的场地都没有，上哪儿去找他呢？8个人分头寻找，终于，找到了孙恒。孙恒一听他们的遭遇，立即放下手头正做的事，领着他们一起到各单位举报投诉，并为他们寻找法律援助。在孙恒的奔波和努力下，这8名工人不但拿回了自己应得的报酬，还为自己无端被解雇讨回了说法。

经常接到打工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使孙恒产生了成立一个打工者教育培训之家的想法，主要为打工者技能培训，灌输知识，提高打工者的生存能力。可是，打工青年艺术团的经费主要靠基金会资助和社会募捐，来源根本不稳定，养活自己都有困难，又怎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呢？直到2003年3月，打工青年艺术团接到香港乐施会长期的资金援助协议，艺术团才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这时，他们和明圆打工子弟学校，属地肖家河街道居委会，三方共建，成立了“农友之家”。“农友之家”建起了电脑室，20多台旧电脑是从社会上募捐来的，每台花了100元重新维修，教师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志愿者，他们免费为打工青年举办培训班。

但更多的时候，是孙恒和他的打工青年艺术团直接到工地上为打工者歌唱，他们用歌声向每一个打工者反复灌输着自尊、自强、自信的理念，三年多来，孙恒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北京市的十多个县（区），上百个建筑工地、打工学校、累计公益演出二百多余场次，直接受益有3万余人次。

除了义演，打工青年艺术团还通过各种渠道向打工者群体传递维权信息，宣传法律知识，他们还组织过“反对身份歧视”、“工资是争取来的”、“识破打工陷阱”、“自我营造、合作发展”等专题演出。虽然他们的节目很粗糙，是因为他们没条件，但他们表现的就是打工生活，打工者的喜怒哀乐，打工者共同体验的一种快乐、交流和释放。

在孙恒的吉他上，他写着几个字：劳动最光荣。孙恒希望全社会都来尊重劳动者，希望打工兄弟们自尊自信，活得有尊严，有价值。

2004年，孙恒获得“2004年创业青年首都贡献奖”，还被国家司法部、四川省政府授予“维护司法公正———形象使者”称号，和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等十七家单位共同颁发的“创业青年首都贡献奖”金奖。2005年孙恒又当选“2004年度北京十大志愿者（团体）”，孙恒是其中唯一的打工者。

2004年9月，打工青年艺术团签约北京乐文唱片公司，之后，推出了他们首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这张由打工这自编自演的唱片自发行以来，已发行了10多万张，唱片收录了《团结一心讨工钱》、《打工打工最光荣》、《我们的理想终将实现》、《生命之歌》、等十多首歌曲。2005年7月，孙恒拿出《天下打工是一家》专辑的收入，筹备建立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同心实验学校。同心实验学校在朝阳区东五环外的皮村，那里也是外来打工者聚集的地方。现在学校有100多名学生，这些学生都是皮村附近打工者子女。

“我也不知道我们将走向何方，就像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会走到今天一样，我们只是为打工者这个群体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孙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