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定格了武汉疫情中的众生相，也将这个老派作家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图片来自《人物》杂志，摄影黎晓亮。

文 | 李长城. 律师，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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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过后，方方火了。

“爆红”一词，通常只属于年轻的偶像派作家，互联网的弄潮儿。然而，这位原湖北作协主席，以大年初一开始连续60天的日记连载，获得了单篇千万级的阅读量。

与此同时，方方日记也招致了巨大的争议。挺之者赞颂其良知、悲悯、勇猛，将之誉为开启民智的当代鲁迅，反之者诟病其消费悲情、着眼阴暗，吃武汉疫情的人血馒、瓦解当局的权威。

我们中国人的斗争思路惯常是以品格瑕疵为武器的，一旦台面上的争执难分高下，就转而挖掘对手私生活的污点。

很快，方方被扒出“利用特权”（方方解释仅是请警察“在休息时间为朋友帮忙”，是“人之常情”）在武汉交通封锁后，将回新加坡的侄女送去机场。继而，又有网友爆出，方方曾经将武汉当地政府的园区为其设立的名人工作室改造为私人别墅，并以每亩占地3.5万元的价格，将该地块的小产权“转正”。

一夜之间，方方的“爆红”变成了“黑红”。之前称赞其为民说话的公众，发现她原来是一个退休的厅级干部，是她口诛笔伐的体制喂养的既得利益者，和她笔下半夜被土墙挡住无法回家的农民、脑瘫儿子被活活饿死的父亲本不是一个阶层。此前她文字里流露的悲悯，而今都有了吃人血馒头的意味。

文字来自《方方日记》。

之前每夜等着方方文章、追了60天的朋友一腔义愤来问我：方方这事你怎么看？

我思忖良久。

相比方方的人设崩塌，私以为，更值得思考的是公众对此的反应与态度。

2

假使关于方方的传闻皆是事实（笔者无从也无意求证，仅做假设），那么，一个道德上有欠缺的人，不能说出有真理性的观点吗？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最广为人知的名言莫过于“知识就是力量”。但对于法律人来说，他关于司法腐败的论断同样耳熟能详：

“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毁坏法律，好比污染水源。”

然而，曾任首席检察官和大法官、登上司法体系权力巅峰的培根本人却被控贪污受贿，判处罚金四万英镑，监禁于伦敦塔内。

图片来自网络。

在现实的利益面前，培根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誓要捍卫的价值踩在了脚下。

人们大可斥责他的虚伪精致，甚至认定他的论述与观点都只是沽名钓誉的诱饵，却无法否认其中所蕴含的真理的属性。以至于十八世纪诗人蒲伯将其评价为“人类中最有智慧、最光辉、也最卑鄙的一个”。

类似的例子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领域中不胜枚举。培根们不仅背负着无法洗白的道德污点，更是直接站到了自己论点的对立面。但他们所做的是错的，并不妨碍他们所说的是对的。

回到方方的事件中，作家的作品是有独立的价值的，记录时代的伤痕也好，唤醒迷梦中的民众也罢，抑或只是用文字虚构一个催泪的素材、释放公众压抑的情绪——都可能成为千万计阅读量背后的理由。

这些价值并不因为她本身的道德瑕疵（如有）而瓦解。

何况，她从这个体制中受惠，甚至使用了某些“特权”，就不能对这个体制提出批评和控诉了吗？作为定居武汉的一员，享受厅级退休干部的待遇，批评政府的防疫不力、措施失当，就是虚伪吗？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我们每一个活在这个制度中的人，都将丧失批评的正当性。因为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它所养育。这个具有欺骗性的逻辑，其起点并不是“言行统一”，而是“吃人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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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地，人不能超越自己的立场去批评或歌颂吗？

“既得利益者”大概是这个时代最招人妒恨的群体。阻碍改革的是他们，又当又立的也是他们。对于这个群体，“屁股决定脑袋”的普遍规则是存在的，但具体到个人身上，“既得利益”依然是一个客观事实，并不必然决定其主观心态。

实际上，在很多社会的变革中，最有力的推进者都来自既得利益阶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妥妥的官二代，其父谭继洵为湖北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部级干部。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其父是资本家。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连任总统两届后卸任，奠定“将权力还给人民”的基石。

他们在做出自己的历史选择之时，都在不同的层面上隶属于既得利益群体。然而身在其中，使他们深谙体制的原罪与漏洞，也更容易蓄积力量去打破重构。

他们并不是为自己发声和行动，对于既得利益者，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

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劝君想一想那些为了改善这个体制而投身进来的人。他们更深度的介入，乃是为了更深刻的改变。其背后的热忱与勇气，也是真实存在的，只是需要看客们以足够的心胸去承认。

否则，一句“吃着国家，骂着国家”，就足以淹没其背后的勇气和光辉了。

某高校教师在课堂上发表批评言论，被学生举报。网友发表如是看法。图片来自新浪微博。

何况，我们与方方共同面对的，是一场空前的人类浩劫。其中人祸的因素，并不因为当局在后期的严格管控、有效治理，以及医护人员和全体民众的巨大牺牲而一笔勾销。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无论底层民众还是厅级干部，都有着同样强烈的情感去控诉和问责，其中的正当性，不会因为方方的身份甚至阶层而发生半点变化。

劝君回想武汉封城之初，声讨疫情瞒报的民意，以及声援李文亮医生的浪潮。那里面岂不是奔涌着你我共同的情感？我们切勿如此健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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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应该期待一个作家、政客或公众人物，是一个战神、圣母、完人式的人物吗？

很多人对方方的失望，源自对她的单方想象与道德加持。我们透过带着烟火气的文字，臆想那背后的执笔者是同一阵营里与吾同袍的战友，不料却被她身上的厅级干部的黄马褂晃了眼。

然而她只是一个走在尘埃里的人而已。办事情托人情走后门，利用作协委员的影响力寻些方便（如有），确实不是什么圣人道行，但却是绝大多数人现实中的选择。甚至这60篇被铁粉称为“战斗檄文”的日记本身也是应杂志稿约而作，是有经济动力的“营业”行为。

方方对于日记是约稿并不讳言。

面对争议种种，方方自己辩称是“人之常情”。这话令人怒其缺乏气节、自甘下流，但确是实情。

人性中本就驻扎着自私的基因，微小的贪念构成了灵魂的每一个细胞。这就是人的本性而已。

一个厅级的作协委员，必是深谙这个社会的规则与人心的暗幽，并能在其中取得某种精妙的平衡。要给她贴上大公无私的道德标签，是你幼稚了。

正视人本性的社会，更容易培养理性的公民、发育公平的制度。而需要树立完人等道德楷模的文化土壤，最容易生长出极权、暴政和愚昧的民众。因为那些被塑造的完人，不是统治者本身，就是他的提线木偶。

我们在纳粹时期的德国，在文革时期的中国，以及近百年以降的朝鲜，已经见到了足够多的例子。在读书人身上寻求圣人的影子，在闹事者身上意淫战士的风采，在官员政客身上期许内圣外王的显达。这本就是不切实际的愿景。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任期间爆出性丑闻，其私生活一度成为当时的顶流大瓜。然而美国人似乎将公德与私德拎得很清。直到2016年，克林顿仍在美国民众最喜爱的总统榜单中排名前五，甚至在克林顿因性丑闻接受调查的1998年，有将近70%的美国人反对他辞职或被弹劾。对此，美国民众的解释是：“他也是人。”

对人的苛求总是与造神运动相伴而行。对人性保持清醒的认识，接受人的本来面目，才可能构建一个理性与弹性兼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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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方方小产权变大产权的流言是真是伪，退休厅级干部的特权是大是小，都不必绑定《方方日记》来讨论的。

《方方日记》是一部记录了历史横截面的作品，而它的作者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个过客。说方方是双面人，是窃德者，真若这般，她也不过和我们每一个俗人一样，受动物性的驱策，又受到理性的约束。

甚至都不值得过度讨论。

你要小心的，是那些鼓动和参与塑造完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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