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萍：菲律宾儿童保护公益律师专访

阿蒂·诺埃米女士是一名菲律宾注册律师，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和工商管理科学学士学位。在成为一名律师之前，她曾在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志愿担任律师助理，帮助处理城市贫困人口、工人和农民的案件。

阿蒂女士目前是菲律宾儿童法律办公室的副执行主任，这是一个设在宿务市的社会组织，办公室的宗旨是通过对社区和儿童的赋权，为儿童构建一个公正的世界。阿蒂女士成功完成了在儿童色情旅游、色情制品和人口贩运中保护儿童的各种项目，其中包括为受虐待和剥削的儿童以及与触发儿童和处于危险中的儿童提供发展性法律援助的拉班·巴塔（Laban Bata）项目。阿蒂女士在从地方到国家层面的诉讼和政策倡导方面经验丰富，在她的积极倡导下，菲律宾通过了《少年司法和福利法》,地方出台了儿童法规和其他保护儿童的条例。她担任菲律宾国会关于提高强奸的法定年龄听证会的顾问，并加入修订法律的技术工作组。她还受邀作为顾问参加参议院委员会关于修订《反贩运法》和通过《反网络性虐待和剥削儿童法》的会议。

2021年，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开展的 “国际儿童保护公益律师” 项目开始支持阿蒂女士，进一步推动其在菲律宾未成年人保护事业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近日，阿蒂女士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和我们分享了她是如何进入儿童保护工作领域并作为终身的职业追求，菲律宾儿童保护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在全球疫情下儿童保护工作呈现的新特点。阿蒂女士还介绍了自己领导儿童法律办公室在推动立法和政策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她还表示，今年是办公室成立25周年，她从中心合作项目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将帮助她领导办公室努力实现面向全国的儿童开展法律服务的计划。以下是专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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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儿童保护领域深耕二十多年，做过讲师，律师、机构创始人，现在是儿童法律办公室的副执行主任和发言人。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两个故事让我们了解您进入这个领域并将其作为您长期职业发展的初衷和愿望吗？

2010年加入儿童法律办公室之前，我就一直是一名公益律师。在商学院就读期间，我是一名学生活动积极参与分子，因此，我无法真正想象自己今后开始在商业领域的职业发展道路，因为我知道，在商业领域我不得不做出通过剥削工人来获利的决定。当我在法学院就读时，我的职业定位就是帮助在各个领域被边缘化的阶层。那时候，我们国家的边疆严重军事化，警察和军队的侵权行为严重，为此我还参加了事实调查活动，揭露警察和军队的侵犯人权行为。在法学院学习的时候，我还在一个非政府组织做劳工方面的志愿者，大量地接触了一些工人遭遇的问题。当我从法学院毕业并在2001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时，我离成为一名公益律师就更近了一步。我试着做过一段时间的商业律师，但我的心不在这里。我不能为我的客户提供剥夺工人和农民权利的服务。我告诉自己，永远不要用我的法律技能来做伤害穷人的事情。

短暂的商业律师的工作后，我进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做私人律师。我的老板也是一名公益律师，我开始处理一些公益案件。当儿童法律办公室的一个工作机会出现时，我没有多想就申请了。儿童法律办公室的执行主任是我在法学院时的儿童权利（科目名称）教授，我知道她也是一名公益律师。加入儿童法律办公室后，我的职业道路从一名人权律师转向了对儿童权利的倡导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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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一位具有高度领导力的儿童法律师，重视和培养律师的领导力也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一直关注和推动的。您是如何看待律师领导力的？在培养律师的领导力方面您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松弛的人。说到领导力，我的领导风格始终是依靠集体决策，我不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我会听取同事们的想法。但一旦做出决定，我就会非常果断，非常坚决地把事情做好。我认为我的管理学教育背景帮助我成长为一名领导者，而我的行动主义教会我永远不要专制。我对专制的态度是消极、否定的。我曾是我们大学出版物《今日卡罗琳人》的主编，在圣卡洛斯大学的法学院和在这里的经历塑造了我。当我在儿童法律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我不仅负责协调反对儿童色情旅游和旅行性犯罪者的项目，还对相关案件提起诉讼，同时进行儿童法律的倡导。我就是利用作为管理学毕业生和律师所具备的不同技能，游刃有余地开展诉讼和政策倡导工作。我认为在工作中必须要有和我在保护儿童权益方面有相同信念的人，所以我特别鼓励团队成员之间不同观点的交流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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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的儿童保护现状如何？面临哪些挑战？在疫情全球盛行的情况下，儿童保护工作有哪些新的特点？

我认为，菲律宾在保护儿童的法律方面是领先的。我们非常遵守我们所签署的国际协定和公约。例如，我们在1990年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两年后，也就是1992年我们制定了《特别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剥削和歧视法》。2000年的《巴勒莫议定书》之后，我们在2003年有了《反人口贩运法》。2004年，我们有了《少年司法和福利法》，并在2009年通过了《反儿童色情法》。最近，我们有了《反童婚法》，此外，在2022年3月11日，我们的总统签署了《支持全纳教育的残疾学生包容服务政策制度》。我们有很多保护儿童的法律，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实施这些法律。我们还没有对执法人员和服务提供者进行培训，来增强他们对儿童问题的敏感性。尽管我们有很多保护儿童的政府机构，但用于保护儿童的资源仍然很少。我们缺少照顾儿童的设施。

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像虐待妇女的报告一样，对虐待儿童案件的报告也减少了。由于疫情期间的各种限制，我们担心儿童会和虐待者一起困在家里，得不到任何真正的救济措施，因为我们的疫情防控政策对老百姓非常严，你可能因为想报案而被逮捕，因为你违反了相关的防疫限制。随着人们不得不通过网络来获取几乎所有的东西——从食物到教育，儿童保护也必须转向保护网络空间的儿童。我认为，在菲律宾，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缺乏跟进网络中儿童虐待者的技术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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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代理的案件中，对立法或者政策推动最大的是哪个或者哪类案件？

我不能说是我或我的组织所代表的任何一个案例为立法改善做出了贡献，但一般来说，是由于我们和其他组织一起倡导，使这些问题受到大众的普遍关注，从而得到立法者的关注。例如，我可以说我们是第一个在2010年起诉网上儿童色情案件的组织，后来我们的合作伙伴Terre des Hommes 在欧洲提出了这个问题，最终成为普遍关注的 “对儿童的网上性虐待和剥削”。这是一个由白人男子（当时）在网上联系儿童的案例。儿童们被命令在网络摄像头前进行性行为，作为交换，他们收到通过汇款机构汇的钱。这些儿童是由他们的邻居招募的，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在我们对该案件起诉后，在我们的省份发现了更多这样的案件，后来在菲律宾的一些其他地方也发现了此类案件，这使得菲律宾成为所谓的剥削儿童的中心，最终引起国会的关注，并在最近通过了法律，以完善菲律宾的反人口贩运法，并制定了单独的法律，以保护儿童免受网上性虐待和剥削。

这不是单凭一己之力而取得的胜利，但我认为，当我们开始起诉这些案件时，我们确实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除了在国会，我们作为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成为起草这些法律的技术工作组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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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法律办公室成立是基于当时菲律宾宿务市儿童保护工作迫切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法律组织的社会需求，成立以来对宿务当地，甚至在全国层面的儿童保护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像儿童法律办公室这样的法律专业类社会组织在菲律宾有多少家？你们在培养专职的公益律师和鼓励更多的律师参与儿童保护工作方面有什么成功的经验？

实际上，在菲律宾有很多为各种边缘化群体服务的公益律师团体，但专门为儿童面临的不同问题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组织并不多——既包括触犯法律的儿童，也包括受虐待儿童。在宿务，我们是唯一一家提供这种服务的组织。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儿童法律办公室的律师同时也是儿童权益的倡导者，这基本上是对这些辩护律师的一种在职培训。我们有些律师已经成为政府检察官和法官。2022年3月11日，我们举行了五大支柱对话，邀请了菲律宾综合律师协会宿务市分会的官员，我们达成了今后共同发起活动的意向，将继续开展这些保护儿童的对话。通过与分会的合作，我们希望在宿务市的律师中扩大儿童保护律师的数量，并通过法律援助系统，为更多的儿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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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参加了中心的“国际儿童保护公益律师项目”，通过项目参与和合作，您认为中心在哪些方面给您带来影响和工作上的变化？

每次会议我都从我的同事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他们分享了在各自的国家开展儿童保护的经验。通过参加“国际儿童保护公益律师项目”，我认识到我们为儿童提供服务的方式应该发生变化，那就是让更多的律师参与到政策的倡导中来。我们已经和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建立了良好的网络，这一点可以从我们的业绩报告中看出，现在是我们学习如何吸引和组织其他律师加入我们一起为儿童服务的好时机。

儿童法律办公室要向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学习如何动员公益律师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服务。这是我们必须在组织内部制度化的事情，因为我们计划将我们的服务范围从宿务岛扩大到整个国家。但我们是一个群岛国家，所以地理环境是我们必须克服的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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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儿童保护公益律师项目结束后，您对今后的交流合作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学习永无止境，尤其是向来自全球其他地区的同事学习。令我惊讶的是，我们在儿童权益倡导方面的经验如此相似，我希望能学到、了解到更多。我希望在今年的会议之后，还会有更多的互动和学习活动。我们可以就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举行国际会议。我们可以通过最佳实践的分享，学习如何组织律师，引导他们开展儿童保护倡导，激发他们对儿童保护工作的热情。我对儿童法律办公室的愿景是能够通过办公室的各种项目来扩大并服务于国内更多的儿童，挖掘和培养更多的儿童保护律师。今年是儿童法律办公室成立25周年，办公室肯定能从我在这个项目中的学习中获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