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上海申浩（成都）律师事务所接受高军（化名）委托，我受指派担任其二审程序的诉讼代理人，发表意见如下：
代理人认为，本案被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
首先，不当得利在民事诉讼中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例外。《民事诉讼法》解释（下称《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成立的当事人，应当就法律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案中，被上诉人认为案涉款系获赠及双方共同生活支出。根据《解释》的规定，其提出的主张应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结合本案以及双方此前经历的一、二审，被上诉人从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赠与关系，亦未证明双方如何共同生活。双方交往两年多，各居一地，见面仅两三次。成年男女之间共同生活势必同居，在哪里同居？同居期间的日常生活状况如何？
上诉人作为转账方，完成了转账的举证义务，被上诉人应就其取得案涉款系有合法根据的法律关系，以达到其主张的系赠与及共同生活支出的证明目的。
其次，就上诉人的转账行为来看，单从生活经验的角度，上诉人的转账行为的确有欠考虑，背离了一般生活法则。但从法律行为的角度，具体到转账记录，上诉人并没有对款项进行法律意义上的处分。
一审认为，上诉人有的转账因注有说明（即“用语”），故本案的案涉款构成了赠与合同。又因“用语”，构成了供被上诉人的生活支出。周知，赠与合同是典型的有名合同，并且是双方法律行为，需要有两个真实意思合成。一审即没有查明有哪两个真实意思达成了赠与合意，也未查明赠与与被赠与有哪些具体意思表示。本案中，所涉“用语”，即无特定含义，更不是法律概念，错误地以偏概全，实为不妥。
并认为，部分转账系供被上诉人“用于生活支出”。双方萍水相逢，缘分尚浅，亦无同居，上诉人并无法律扶助义务供给对方任何财物，且法律规定的特殊身份关系之间所对应的扶助义务，一审裁判通篇全无。仅凭“用语”对转账行为一概草率定性，不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公然违反法律规定和客观公正。
另外，一审认为部分转账虽注有来源，但没有注明款项的用途，故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
岂知，上诉人完成转账，没有注明转账的款项用途，被上诉人实际取得了转账利益，难道不恰好是上诉人主张权利的基本依据？
此外，一审对雅安市中院［（2022）川18民终3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视而不见，令人费解。
代理人就该判决书以《书证》形式提交一审。贵院对讼争数额、法律关系等一一厘清后径行了确认，就该裁判文书中确认的重要事实，代理人一再向法庭陈明，遭法庭数次打断不允祥陈，令人生疑。
《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及《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在一审法院成了摆设。《书证》中于我有利的事实只字未提， 反倒以我方无证据证明为由荒谬定性。已生效的裁判文书中确认的事实，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难道不该被尊重？
最后，一审总结的断语只有一句话：“从标注的转款说明中可以看出，原告有的转款用于生活支出，有的转给刘华（化名）使用，有的是新年祝福，这些款项可视为生活支出和原告的赠与。”
“可视为”对被上诉人的生活支出和赠与。本案中，究竟存在哪些赠与合同的法律要件是否应一一释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到底有何种法律上的扶助义务？“可视为”在本案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法律概念？语焉不详，法庭乃国家公堂，不应私自、滥造法律概念。如此表述，不仅主观，还过于随意，既不郑重，也不严肃。
综上，代理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纰漏迭出。本案既欠缺赠与合同的法律要件，又欠缺特殊身份主体之间的法律扶助义务关系，被上诉人无合法根据取得利益，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
以上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代理律师：周强
2022年10月16日
版权声明：本站发布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