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律师缘何甘当“小顾问”？律师担任村居法律顾问调查

近日，记者采访北京朝阳、广东深圳、江苏苏州、浙江温州等地司法行政系统了解到，近年来，各地认真贯彻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多措并举鼓励、引导、推动更多优秀律师担任村居法律顾问，让基层群众也能享受到优质、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

社会责任

是什么原因让大律师甘当“小顾问”？执业27年的北京邦洋律师事务所主任赵铭洋告诉记者，“帮老百姓解决问题后，他们一个眼神、一个笑容、一句感谢的话，都让我感到很满足、很自豪，这是收费案件所感受不到的。”这也是他多年坚持并发动律所另外10名执业律师都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原因所在。

江苏省苏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名仁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建军对此深有同感。他告诉记者，虽然担任村居法律顾问并不轻松——基层群众法律需求旺盛，他不仅要定期到社区“坐诊”，群众有难题还要随时“出诊”，但收获更多——群众的认可、对法律的尊重，让他体会到更高的执业价值。“这是律师应尽的社会责任。”朱建军说。

不算经济账，算社会责任账。越来越多的律师大咖步入“小顾问”行列。

苏州市司法局副局长徐亦文介绍说，在苏州，包括姑苏区、相城区、吴中区、常熟市、太仓市等地律协会长在内的一大批优秀律师担任村居法律顾问，仅太仓市就有10个律所主任担任村居法律顾问。

据统计，深圳市、北京市朝阳区的村居法律顾问100%由律师担任，其中，深圳执业10年以上的158人、律所主任63名，分别占比26.5%、10.6%；朝阳区执业5年以上的超过80%。

“在温州，十强律师事务所、规模大所都积极主动选派骨干律师担任村居法律顾问，包括律所主任20多人、合伙人200多人。”温州市司法局局长卢斌告诉记者。

强力推动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此多的大律师甘当“小顾问”，不仅靠律师们的高尚自觉，也离不开司法行政部门的有力推动。

从加强遴选把好入口关到建立奖惩机制末位淘汰，从明确经费保障标准到探索更加灵活的服务方式……北京朝阳、广东深圳、江苏苏州、浙江温州4地司法行政机关推出一系列举措提升村居法律顾问服务质效。

深圳市司法局律公处副处长刘伟东举例说，深圳通过区司法局制定规则，街道司法所筛选推荐，社区挑选把关，律所和社区双向选择的选聘工作机制，遴选更好的律所及律师担任社区法律顾问。

在经费保障上，深圳要求区财政部门给予每个社区每年不低于两万元的经费支持，有些区的补贴大大突破这一数额，有的街道甚至达到14.5万元。

温州组织品牌、规模律所通过组团式服务对接乡镇、社区，根据村（社区）特点提供个性化服务。开展定期检查督导，将日常检查与年度考核相结合，注重工作实绩和群众评价，确保村居法律顾问工作落到实处。

优质服务

受疫情影响，深圳市罗湖区东乐社区辖区624户商户提出减免两个月租金，因无法与出租人达成一致引发纠纷。社区法律顾问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蒋军辉、刘艳艳律师立即介入，详细阐释相关法律和国家政策，经多次调解，促使双方和解。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村居法律顾问发挥了积极作用，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有效助力法律风险源头防控、调处化解基层矛盾纠纷、补齐村（社区）法律服务短板，让法治相对薄弱的基层组织有了专业律师队伍保驾护航，节约社会治理成本、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去年以来，温州村居法律顾问共提供法律咨询6.1万余次，参与矛盾纠纷调解1206起，开展法治宣传讲座950场次，帮助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合同、协议等1218件。

村居法律顾问服务拆迁工作让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负责人徐文晖印象深刻。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地区属于城乡接合部，近年来拆迁任务繁重，村居法律顾问全方位参与动迁应对方案制定、政策宣传、法律解答、矛盾调处等工作，助力拆迁平稳有序，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高度赞扬。

完善机制

如何让更多优秀律师参与村居法律顾问工作，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村居法律顾问的作用，是摆在各地司法行政机关面前的一道课题。

“由于我市村级组织规模优化调整，村（社区）数量减少、规模扩大，法律顾问的任务更重了，需要适时调整法律顾问配置，适当调高补助经费标准。”卢斌说。

苏州将结合村居辖区面积、人口数量和产业结构特点等情况，考虑律师个人特点、擅长专业领域等因素，引导村居和法律服务人员加强双向选择，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将探索组建跨地区村居法律服务团队，设立推广一批品牌村居法律顾问室，吸引更多优秀律师担任村居法律顾问，提供更优质服务。

朱建军和赵铭洋都提出，广大律师是抱着一颗公益心参与村居法律顾问工作的，可以在精神上加大鼓励这种行为。建议律师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建立完善荣誉表彰机制，将这项工作纳入其中以调动积极性。

大律师缘何甘当“小顾问”？答案显而易见：人民情怀。

文章来源丨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