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上海第一大律师”是共产党不会忘记的朋友，曾营救陈延年、陈赓、廖承志

在“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让我们走近一个特殊群体：近代中国的红色律师。他们经历了旧社会的黑暗与腐败，目睹过底层民众的挣扎与艰辛，但依然坚守法治信仰、呼唤公平正义。

在时代浪潮中，有的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有的为身陷囹圄的共产党员、革命志士和劳工大众提供法律帮助，有的积极推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的为启迪民智、培养法治人才作出卓越贡献，谱写了丰富多彩、立体生动的历史篇章。

「保护工人阶级利益」

1914年，董必武赴日本学习法律归国后，在武昌开办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职业掩护开展革命活动。6年后，董必武、刘伯垂、张国恩等人在律师事务所召开会议，一致赞同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这是继上海之后的全国第二个共产主义小组。会后，刘伯垂用经费租下武昌多公祠5号，外挂“刘芬律师事务所”为招牌，并借用张国恩的别名“梅轩”来暗指党组织，积极筹备开展革命活动。

被誉为“中国首位劳工律师”的施洋心系劳苦大众，常常义务甚至倒贴钱帮穷人打官司。1923年，当局指认施洋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幕后主使。几名军警上门称代表湖北督军，请施洋“赴宴”。当妻子劝其逃走时，施洋大呼：“老子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

8天后，施洋在除夕夜不幸牺牲。汉口数千人力车夫闻讯后跪地痛哭，武汉三镇“万口齐声哭，哭声直遏八荒外”。正如毛泽东所言：施洋律师用生命践行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

在浙江，当省委机关从温州迁至丽水时，黄景之律师主动把家让给省委作为办公机关。日常，他与妻女一起掩护党组织活动、保存机要文件，还把收入上交、田地和房产变卖，用来支持抗日斗争与党的活动。1940年，黄景之遭特务暗害。他的妻女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毅然选择归乡靠几亩薄田养家。

「营救陈延年、陈赓、廖承志」

“共产党不会忘记的老朋友”吴凯声，曾是“上海第一大律师”“头牌律师”，创办过当年上海规模最大的私人律师事务所。他追求公平正义、不畏强暴、敢辩能辩的执业风格，得到中共地下党的欣赏和信任，屡次接受委托，并为营救陈延年、陈赓、廖承志等共产党人进行斡旋辩护。

两度申请入党的“赤色律师”潘震亚，曾以“中国革命互济总会”（中共外围组织）法律顾问的身份，成功营救任弼时、李井泉、曹荻秋等共产党员。

中共特科负责营救工作的洪扬生说：“潘震亚律师是法学教授兼办律师事务，十分同情革命。我们有所求，他必应，从不附带任何条件。”

其实，潘震亚早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就化名“姜子贤”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抗日战争爆发，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曾申请重新入党，但被周恩来劝说留在党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1962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潘震亚以73岁高龄重新入党。

「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有“司法改革先行者”之称的李木庵律师，受上海地下党组织委派到西安开展工作，参与创立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李木庵所代表的“西救会”向张学良的亲信建言“采取非常行动”，有力推动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闵刚侯律师在重庆期间，利用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柏文蔚女婿的身份，多次将搜集来的重要情报传递给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等人，并参与解救共产党员、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活动。

抗战胜利后，他成功协助“东北人的榜样”、爱国民主人士高崇民（与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发动“西安事变”，长期被软禁在重庆）逃往营口。1949年，为解放贵州、解放西南，闵刚侯成功策反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陈铁。

1936年1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相关领导人，制造了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这七位抗日民主人士中，有四位是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即被周恩来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的沈钧儒、毛泽东称赞的“女中豪杰”史良、新中国法治建设重要奠基者和见证者沙千里、以口为笔探求救国道路的王造时。

在被关押的230多天里，“七君子”在狱中吟诗下棋、种花打拳、著书立说；在法庭上又把公堂当讲坛，用法律作武器，宣传抗日救国的大道理。面对来势汹汹的追问：“那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口号了？”沈钧儒回答：“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

在营救“七君子”的过程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1名被告可有3名辩护律师的“顶配”。张耀曾、江庸、李文杰等20多名律师自愿组成辩护团队，在上海香港路银行俱乐部召开会议，历时4个小时，起草了长达2万字的答辩书。

共产党员、著名报人胡愈之现场写成新闻稿，并克服层层阻力，于次日刊登在《申报》《大公报》等报纸上。由于中国共产党、国内外进步人士及各界群众积极开展救援，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最终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出狱时，“七君子”昂首走出监狱大门，与前来欢迎的民众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拳拳爱国情、铮铮铁骨意溢于言表。

「为宪法草案公布而欢呼」

“中国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律师”刘崇佑，牵头集资创办福建私立法政学堂。他非常注重保护青年学生，曾为南开学生运动辩护。也是在这场官司中，他发现周恩来思想进步，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遂建议其赴法深造，并资助500元，其后每月汇款资助，经年未断。

受毛泽东亲自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律师江庸，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与人集资创办私立朝阳大学。他担任校长12年之久，造就了“无朝（阳）不成（法）院，无朝不开庭”“北朝阳，南东吴”的佳话，培养了大批法学人才和司法骨干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江庸不顾年事已高，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解说》《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图说》三本小册子，对法条予以通俗易懂的释义，为宣传和普及新中国法律法规作出了积极贡献。

“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沈钧儒律师，参与了新中国婚姻法、宪法、惩治贪污条例等多部重要法律文件的起草工作。1954年，他发表《为宪法草案的公布而欢呼》一文，感慨宪法“是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和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所换来的”“是真正人民的宪法”。

「“人心聚拢”才能真正救中国」

一些红色律师还是红色媒体人，重视新闻舆论工作，讲究斗争技巧和斗争策略，善于利用报刊来启迪民智、宣传思想，坚信“唯有人心聚拢”才能真正救中国。

1939年，张志让律师与黄炎培共同创办《宪政》月刊，团结文化界、实业界、银行界等人士，针对国民党反民主和消极抗战等发表多篇文章，被人称之为“把民主运动开展到国民党的后院”。

1939年，张志让在广西建设研究会成立宪法研究小组，还在桂林广播电台上组织讨论国民党当局“五五宪草”的座谈会，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体制与主张。

曾当面顶撞蒋介石的周新民律师，1935年到安徽参加抗日救亡民众动员工作。他与章乃器、朱蕴山等成立省动委会，创办抗日报刊，出版和翻印抗战图书、宣传品，公开出售《新中华报》《解放》《群众》《救亡时代》等报刊以及鲁迅、高尔基、茅盾等作家的作品。其中，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是《论持久战》，时人感叹“持久战、人人看”，连国民党内部都在争相传阅。

1942年，周新民以律师和云南大学教授身份为掩护，参与筹备民盟昆明支部，协同吴晗、罗隆基等创办民盟云南省支部机关刊物——《民主周刊》。该刊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最有影响的民主刊物之一。

（作者：山东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刘松山，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博士生 黄彦婷）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夏斌 题图来源：资料图 图片编辑：邵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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