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律师要全面融入军事决策和军事行动

构建军事行动法律保障力量

■王志学

在世界军事革命中，法律因素对提升军事行动能力、增强军事介入效果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以军队律师为基础构建军事行动法律保障力量，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通行做法。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国家的军队律师经过战争实践和改革调整，先后完成职能转变，从传统的“为官兵提供法律服务”拓展到“为部队建设和军事行动提供法律保障”，有力促进了部队军事行动能力和作战能力的提高。

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变革催生军队律师职能转变

战争是牵引推动军事领域各要素转型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军事革命深入推进，军事行动迅捷多变，战场环境公开透明，政治性政策性不断增强，能否占据法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掌握政治、外交和法律主动权，显得更加重要而关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军队法律保障的重要力量，是继续在军事诉讼、解决官兵涉法问题等传统领域原地踏步，还是积极适应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全面融入军事决策和军事行动，为之提供高层次高质量的法律保障，成为摆在各国军队律师面前的重大课题。

美国是发动和参加现代局部战争最多的国家，其军队律师根据作战需要率先进行了职能转变的探索。越南战争初期，美军律师仍按部就班地开展传统法律服务，担任军事法庭的公诉或辩护律师，为部队、官兵及其家属提供法律援助。随着越战的深入，美军作战方式和军力结构不断调整，小规模应急机动作战行动日益增多，发生了许多违反战争法的行为，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引发国内外反战浪潮，在法理道义和国际舆论上陷入被动局面。这使美国深刻认识到法律保障对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在越战末期和上世纪80年代初以推翻格林纳达亲苏政权为目的的“暴怒”行动中，美军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开始派军队律师直接介入军事行动。随后的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行动中，美军不得不更加慎重地对待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组织军队律师更充分、更深入地参与军事行动，在武力运用的合法性、作战方法和手段的选择、攻击目标识别、战俘处理，以及与东道国、国际组织和宗教组织的关系等方面，为遂行军事任务提供法律保障。

英国、俄罗斯、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军队纷纷借鉴美军经验，为部队增配军队律师，安排军队律师参加军事行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军队律师的地位和作用愈加突出，逐步跟进融入军队建设的各个领域和具体作战行动中。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将前苏联国防部法律勤务部门改为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军事司法勤务部门，军队律师经受车臣战争、格鲁吉亚战争的考验，赢得了军队指挥官的信任和支持，担负着更加广泛的法律保障任务。战争实践促进了军队律师角色的转变，把军队律师推向了军事行动的前沿。

向战斗力聚焦是军队律师职能转变的重要标志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演进，世界主要国家军队律师的职能不断向战斗力聚焦，逐步成为提升战斗力的重要因素。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国的军队律师，直接担任各级指挥官的法律参谋，与作战参谋、情报参谋、通信参谋、保障支援参谋一起，筹划军事行动计划并作法律评估，依法维护占领区的秩序和管理以及战俘的甄别、转运及善后事务，全程融入各级指挥系统，指导战争法的组织实施。同时，还根据指挥官指令，承担一些涵盖政治、外交、公关等领域的非法律事务，如参与和驻在国政府的谈判、向媒体发布信息、协调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原美国陆军参谋长苏利文认为，“军事行动从计划制订到任务执行的全过程，自始至终都融入了法律内容，军队律师是军事指挥官关键而得力的法律参谋，是指挥官最重要的智囊团成员之一。”

比如海湾战争期间，就有数以千计的军队律师活跃在战场上，从指挥决策、起草作战命令到制订交战规则、驻军守则，都离不开他们的积极参与和法律支持。在以地面作战为主的“沙漠盾牌”行动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军队律师牵头起草了《一号通令》，用于规范和约束所有在海湾地区的美军行为。该通令针对穆斯林的习俗和禁忌，首次以法规形式禁止一些在美国本土属合法的行为，包括禁止饮用任何酒精性饮料、禁止非穆斯林进入清真寺、禁止占有或损毁当地具有考古价值的艺术品等。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无论是战前准备阶段的行动谋划、国防动员，还是作战实施阶段的兵力组织调动、军需物资补充、战场工程建设，都充分发挥军队律师的专业优势，及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妥善解决各类法律问题，确保作战行动高效顺畅。

军队律师参与军事决策和行动，不仅得到了各级指挥官的高度认同，也得到本国军事政策制度的支持和引导。如美国《陆军野战条令》规定，军队律师提供的法律支援“旨在对军事行动提供各种法律法规方面的支持（包括军事司法、国际法、民法—合同法、财政法、环境法、所有权和法律服务），这一支持有助于作战的指挥控制、指挥持续以及人力资源支持。”《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国际人道主义法条令》规定，“军队律师应当参加司令部的战斗行动组织工作”。英国《陆军条令》规定，“陆军现役军队律师是其所在机关司令部参谋军官，首要职责是为军事行动提供军事法和战争法的意见”。事实证明，紧贴军事行动、融入战斗力建设，是军队律师职能转变的历史选择和必然趋势。

军队律师成为保障军事行动的重要力量

目前，美国、俄罗斯、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基本完成了军队律师职能的全面转变，形成专业性强、编配合理、行动高效、作用突出的军队律师队伍。他们在各级指挥机构中处于“无可争辩、不可或缺”的地位，重大军事决策时是“当然的成员”，并履行各级指挥官军事法律顾问的职责。

军队律师的任职要求非常严格。美国《国防部战争法程序》授权美军军法署负责贯彻实施军事行动法，明确了军队律师在军事行动中的法律顾问地位和职责，要求担任法律顾问首先要有法律学位、取得律师资格。英军军法署成员都是具有丰富执业经验的大律师或者高级律师；军事法律顾问均由军队律师担任，取得律师资格是成为军事法律顾问的前提条件，并要求是英国律师协会会员，具有2年以上律师工作经验。澳大利亚的军事法律顾问管理机构与军队律师工作机构合为一体，澳国防法律服务司司长既是军队律师协会主席，主管军队律师工作，又担任国防部长的法律总顾问。

军队律师的组织编配科学合理。美国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分别设有军法署，负责组织开展军队律师工作，共编配军队律师4000多名，约占编制总员额3‰。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军队律师由军事司法勤务部门领导，业务上受俄罗斯国防部军事司法勤务局指导。近年来，俄罗斯围绕建设“职业化、常备化、精干化”军队深入推进“新面貌”军事改革，在军队大幅精简人员的情况下，旅、团以上部队和军事院校设有军事司法勤务部门并保留军队律师办公室，现有军队律师2000多名，约占编制总员额的1.7‰。加拿大国防最高司令部设军法总署，下设4个国内地区军法署和2个海外军法署，军队律师约220名，占编制员额3.2‰。

军队律师的培养训练系统规范。美军各军种军法署设有专门的法律学校，系统培训军队律师以及各级指挥官和军士长，规定各级军队律师都必须经过法律专业培训和严格的军事训练，高级律师的培训量身定做。澳大利亚军队除军事法律中心承担全军性的律师培训任务外，陆、海、空军设有专门的军队律师培训机构，负责对所属军种律师进行培训。同时，澳大利亚区分国防部、军种机关和作战部队等设置5个培训层级，1-2级为初级、3级为中级、4-5级为高级，国防部军队律师必须通过高级培训，军种机关军队律师必须通过中级培训，作战部队军队律师必须通过初级培训。培训内容既有法律实务方面的基础性培训，又根据军队律师执行任务的特点和需要，设置作战指挥、情况处置、应急反应等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培训。另外，培训的考核制度非常严格，考核不达标的一律取消军队律师从业资格。

军队律师的征召使用灵活高效。美军律师除现役军官外，还聘有1100多名文职律师、4500多名律师助理、200多名律师管理人员，以及4600多名国民警卫队、预备役律师。实战中，各国根据不同类型军事行动和军事行动不同阶段的需要，对军队律师力量适时进行调配整合，遇有重大紧急军事行动还可以直接征召地方律师执行任务。如海湾战争前夕，英军紧急招募一批地方律师入伍，其陆军第1装甲师除编有4名现役军队律师外，还增配10余名地方律师，遂行保障军事行动。

通观世界主要国家，在军事行动越来越重视法律服务保障的今天，军队律师除了提供传统的法律服务外，更侧重于为军事行动提供法律支持。正如美国军法署署长埃瑞斯少将所言，“军队律师已成为军队提升战斗力，有效应对挑战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哪里有军事行动，哪里有潜在军事冲突，哪里就有军队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