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公布的数据，近年来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女性现有平均子女数由2019年的1.63下降到2022年的1.19。此外，女性终身无孩率也快速上升，2015年为6.1%，2020年已接近10%。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认为，适龄群众生育意愿降低，与独生子女成长背景、婚育观念变化、养育成本升高、生育与个人发展之间存在矛盾等诸多因素相关，是一个影响较大且复杂的社会问题。
“不能简单地去否定年轻人的选择。”董玉整表示，“我们应该客观、全面地看到造成这种现象的多种原因，在此基础上寻求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符合各方现实需求的有效方案。”
生育意愿
不想生，更不愿意多生
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我国最新人口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为61年来首次负增长。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家庭发展研究部研究员高菊表示，当今群众的婚育观念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女性变化明显。她所参与的课题组“广州民众婚育价值观”调查发现，主张“可以结婚，但不勉强，随缘”的女性占比67.08%，高于男性差不多20个百分点；坚持“不管怎样一定要结婚”的男女差异较大，男性占比32.86%，女性占比11.16%；认为“实在没有合适的也可以单身”的女性占比32.98%，高于男性17个百分点。很多女性不再认为人生一定要生育才完整，认同“养儿防老”的女性也只有17.91%。
《2021年广州市生育意愿调查报告》则显示，超过八成受访者具有生育意愿，但愿意生育三孩以上的比例很低；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有随年龄减小而降低的趋势，其中“00后”最低；选择不生育的受访者多为高学历人群。
“从我国的情况看，40年前严格的人口政策导致人们不敢多生。多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变化，人们的婚育观念也产生了根本转变。”高菊表示，“新时期的生育主体‘80后’‘90后’‘00后’，现在是自愿少生、放弃多生甚至不生。”
年轻人婚育观念发生根本转变，需要从多个层次去理解。董玉整指出，有些人认为，现在不想生是因曾经“不让生”，但看待历史需运用辩证的、战略的眼光，不能被片面“带偏”了。
董玉整表示，在人口研究领域，有一个“抚养比”的重要概念。这指的是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抚养比越高，表明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就越重，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实行计划生育之前，不仅中国，世界上多个国家少年儿童抚养比占比均很高。为控制人口总量，1948年，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成立，截至目前共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1983年，中国正式成为其成员单位之一。
据《2021年广东统计年鉴》数据，1982年广东省的少年儿童抚养比达到了55.16%，此后波动降低，2013年降至18.97%，为1982年以来的最低数。经济方面的数据则显示，1982年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仅为3.4亿元，2020年已经达到1107.61亿元。其中，人口结构的优化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组数字说明，过去40多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总体来看有效减少了抚养比，具有积极社会效益。”董玉整说。
生育观念
独生子女更强调个体独立与发展
高菊表示，根据调研结果，经济负担重、时间精力不够、工作压力大是妨碍生育的三大现实因素，导致人们“不敢生”。
高菊也指出，目前不孕不育的医疗费用仍然比较高，试管婴儿等生殖技术对于一般家庭来说压力不小，也影响生育决定。而育龄群众的思想观念与价值选择发生变化，则是造成年轻人“不想生”的重要原因。
董玉整称，当今育龄青年大多是独生子女一代成长起来的孩子，“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从小就习惯在一个‘所有资源都用在我身上’的环境里生活，这也会造就大家更加强调个体的主观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会更容易从自我独立、自我发展的视角来思考问题，对于很多事情的判断会有自我中心化的倾向，因此对于与另一个人组建家庭的意愿，也不会很强烈。”
《2021年广州市生育意愿调查报告》中也体现，出生在多代同堂、有兄弟姐妹的大家庭的育龄群众，相比独生子女更有生育意愿，也更愿意生育多个孩子。
随着社会经济进步，当代青年没有经历过饥饿年代，要解决的也早已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发展”问题。
近年来，高菊参与的课题组在全省各地调研时发现，广东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在缩小。尤其是潮汕地区，曾经以“能生多生”而闻名，但现在随着社会流动增多，越来越多年轻力壮的人口外出务工创业，生育观念也逐步发生了变化。“以前很多潮汕家庭普遍想生五六个孩子，现在很多人都只想生三个以下了。”她说。
“社会流动会导致家庭构成多元化，夫妻双方追求不同，从而影响婚姻结构稳定性，导致离婚率的升高，也让年轻人对婚姻产生恐惧，生育信心不足。”董玉整表示。
比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多数人的起点相似，组建家庭大多门当户对，婚姻相对稳定。如今城镇化加速，人口流动频繁，假设一个农村人与城市人组合成家庭，在爱情的新鲜感褪去后，双方都更加注重个体的主体性地位，缺乏作为“婚姻共同体”的妥协精神。这时，如果一方更为追求事业发展，一方更希望对方在爱情、家庭经营上倾注更多精力，二人难以相互满足，就容易导致婚姻破裂。
此外，专家们也表示，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精神长期高度紧张，生育力水平随着健康水平的下降而下降，也会影响育龄群众的生育欲望。
不过，广东仍是生育意愿强省。一项研究数据显示，在全国生育率排名前20的城市中，广东占了8地，来自珠三角。深圳的生育率更是达到了21.68%，高居全国之首。
“作为人口流入大省，广东人口结构年轻化，育龄群众多。其次，广东是人口第一大省，本身就有庞大的人口基数。”高菊说，“作为我国经济第一强省，广东也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医疗教育和公共服务等。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广东很多地方仍然传承着‘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观念。”
鼓励生育
减少休假问题导致的职场性别歧视
生育意愿低迷的社会现状下，如何更人性化地鼓励年轻人生育？
在生育政策支持上，广东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如率先延长生育假期，不限在粤生育登记的户籍和孩次，生育子女只需办理登记不用再审批，调整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增加托幼育儿公共服务供给等，并持续推动育儿假、护理假等相关假期落实落地。
“这对于提高生育率或多或少起到一定作用，但目前效果还不明显，我认为力度还需继续加大。”高菊说。
董玉整认为，继续提升群众生育意愿，首先要在婚育观念上进行引领，营造提倡婚育、尊重婚育的社会氛围，肯定婚育的社会价值，完善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
生育、养育、教育等“三育”难题方面，《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已明确提出，要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建立健全托育服务体系，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董玉整表示，建议政府部门继续推动托育服务机构建设，确保建立起足够的满足0-3岁婴儿托育服务的机构数量。
专家们也建议，育儿补贴的金额可考虑继续升高。如今深圳进行了最新探索，拟差异化递进式对市民发放育儿补贴，二孩累计领1.1万元，三孩累计领1.9万元。
在董玉整看来，进行生育支持，还应着重解决年轻人生育与发展之间的矛盾。
“比如，女性产假不宜一味地过度延长，这会加剧工作单位招工时对女性的歧视，并且也不利于一些女性发展事业、升职加薪，担心休假过多被别人赶超了工作，使其不愿生育。”董玉整说，“建议政府、用人单位、社会各方面都加大协商与探索，如落实居家办公与弹性工作制度，让女性在休产假的同时，如果有意愿，也可以进行居家办公等；探索产假男女同休制度，100多天的假期男女自主分配各自休的时长，或是强制男性休产假达一定天数等，尽力减少因休假问题导致的职场性别歧视。”
高菊称，一个文明社会，也应该是女性友好型社会，“善待女性、尊重女性，会更有利于生育友好、儿童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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