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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6日，曲某与刘某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刘某1。
2019年7月22日，双方登记离婚，并签署《离婚协议书》和《离婚协议附件》，其中《离婚协议书》中载明：
“一、双方自愿协议离婚。二、婚后生1女，姓名刘某1，年龄8个月，离婚后归女方抚养，男方付抚养费一次性支付贰佰万元整，已付清。三、财产分割：归男方：无；归女方：无。四、住房问题：山东省烟台市的房屋归女儿刘某1所有，男方无异议。五、存款和债务问题：无。六、离婚后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对方再婚。七、还有需要说明的：无。”；
其中《离婚协议附件》中载明为：“因男方不便的因素，经过跟女方协商后，同意以下协议作为离婚协议附件，并于离婚协议内容同样具有法律效力。1、男方除离婚协议的内容外另支付女方贰佰零五万协议费，并每年支付女儿刘某1抚养费十八万，连续十年，自2020年11月3日起至2030年11月3日止，每年的11月3日支付十八万抚养费。2、本协议一式两份，与离婚协议一起签订并生效，男女双方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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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对于离婚时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存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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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曲某虽主张刘某在离婚后隐瞒了银行存款、法拉利车的夫妻共同财产，但从本案查证的刘某的银行账户情况，其大部分的大额收入的获取时间为2018年4月28日至2018年12月20日，而双方的结婚登记时间为2018年4月26日，上述款项的获取时间虽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存续期间较短，而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还应以夫妻之间的协力为基础条件，即应考虑是否凝聚了配偶一方的贡献。
现从双方所述的收入来源角度，曲某虽主张参与了相关项目，但从刘某的账户情况来看，在曲某所主张的相关大额收入期间，支出方式基本为微信、支付宝的消费性支出，并无相应经营项目的成本支出，此可印证刘某的上述大额收入来源于其婚前的经营项目，在缺乏相应证据证明曲某对上述大额收入具有相当贡献的的情况下，本院无法认定上述大额收入为夫妻共同财产。此外，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法拉利车亦从上述大额收入中支出购买，故该车辆亦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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