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是属于少数人的传记，更是大多数人的丰碑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很多人羡慕盛唐气象，或者是所谓的明粉，也有人向往大汉的强盛和两宋的繁华。

但是，这历史中所有的美好和普通人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身处底层占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是生存在温饱线之下。

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绝对不是一句诗词。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这是晁错的《论贵粟疏》，这还是大治之世的“文景之治”，更不要说那些灾年，以及三国，五胡乱华，五代十国，明末这种乱世了。

卖儿卖女是正常，易子而食，尸横遍野更常见于史册之中，就算是现在的我们，能够吃饱饭也只是三四十年的事情。

另外，在古代作为普通人，这里讲的普通是最底层的老百姓，几乎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你没有看错，虽然今天的你和当时的“他”属于同一个阶级，但是你和他没有血缘。

可以这么说，今天的老百姓，如果往前看五百年，一定会有如下两种情况：

第一，家中五百年内，必定有官宦或者读书人（有功名）。

第二，任何一个人家中四代以内，一定有过绝支（以男丁）的“叔伯祖”“叔伯”。

为什么？

在古代，如果是普通人（非官宦），是不可能生存下来的。

1.官僚集团才有免赋税的特权，不需要徭役。而普通人身上的徭役赋税很高，正常年份尚且只能温饱，一旦灾年，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2.官僚集团拥有特权和资本，才能够完成土地的兼并，拥有更多的土地，才能够在灾年的时候拥有抵抗灾害的能力。

3.加上尤其是灾年的时候，朝廷和衙门征收的赋税不减反增，更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躲进大山？为什么会聚义造反？

所以大多数的底层老百姓注定会消亡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历史中的丰碑，而历史终究是少部分的传记。

二、历史的土壤中孕育的五种智慧

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也衍生出了五种智慧。

首先是庙堂智慧，其次是投资智慧，然后是衙门智慧，最后是江湖智慧和书生智慧。

1-关于庙堂智慧，看的是人性和利益，是权衡之术

历史上的推恩令，二桃杀三士等无解阳谋，再有杯酒释兵权，以及诸多君主的权谋，制衡之术早已登峰造极。

还有那些来自顶层对底层的设计，比如法家的驭民五术：愚民以统一思想，使其唯命是从；弱民以防其有变，治国之道，务在弱民；疲民以耗其力，无暇他事；以阶层辱民，使其活在社会的符号下，或在恐惧氛围中；最终是贫民，通过巧取豪夺而剥夺其余财。若五者不灵，则杀之。

除此之外，还有外交的纵横捭阖，合纵连横，军事上的战略目标等等，绝对是古人的智慧巅峰。因为它真正悟透了人性和利益。

就像《孙子兵法》中所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兵者是死生之地，庙堂更是如此，杀伐果断是容不得半点的妇人之仁的。

在这种智慧下可以犯罪，但是一定不能发错，当你能坐稳那个位置的时候，你是不会有感情羁绊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所以庙堂的智慧必然是最高阶的。

2-投资智慧，是审时度势，看的是长远的眼光

从古至今，中国人都不缺投资智慧，比如吕不韦的奇货可居，比如吕公根据相面，就对刘邦的“原始股”投入。

如果说吕不韦是从商人的角度看到了嬴子楚的价值，并通过一些列的微操作，帮助赢子楚取得秦国君位。而在这一些列的操作中，吕不韦始终是操盘手的角色，而赢子楚也出色完成了每个步骤。

那么吕公对刘邦的投资，不光是出人（吕泽，吕释之）出钱，甚至还直接把女儿嫁给了刘邦，基本上就是梭哈，压上所有筹码了。

不光是政治上的投资投机，还包括经济上的。《史记》中早有《货殖列传》。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古人是懂投资的！

3-衙门智慧，看的更多的是人情世故和关系

这里的衙门一定和庙堂区分开，庙堂是上层的衙门，衙门是基层的庙堂。

衙门对庙堂，既是依附关系，又是独立的系统，实力决定一切。

在庙堂中，父子可以反目，兄弟可以为敌仇；而衙门中更多是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

而衙门智慧体现最多的就是中国的市县，可以这么说，任何县城都是一个江湖，充满着衙门智慧，充斥着人情世故，迎来送往，礼尚往来。

是彼此的互相利用，是盘根错节，是眼下实际利益的最直接交换。

4-江湖智慧则很简单，弱肉强食，靠实力讲话

就像《水浒传》中一样，什么是实力？有两种，一种是硬实力，也就是拳脚，十八般兵刃，比如行者武松，比如小霸王周通。第二种是软实力，是义薄云天，是江湖好汉的名声，比如宋江的及时雨，比如柴大官人。

江湖生存法则在于要么你拳头硬，别人不能欺负你，最具代表的就是武松。要么是你的名声大，谁都会给你三分薄面，比如宋江。大到矮脚虎王英听到宋江大名会立刻松绑叩拜。

因为人在江湖，但更要讲究仁义礼智信，这是行走江湖的通行证。而且甚至比衙门更讲究规则，因为你不讲究规则，就彻底失去了软实力，在江湖的名声也就臭了，谁见到你都可以干掉你，而没有任何道德负担。

在江湖，表面工作比衙门和庙堂更实在，所以屠狗多是仗义辈。

5-书生智慧，是上下尊卑，看重的是道德和礼教

什么是道德，忠勇仁义，什么是礼教，上下尊卑。

这是无论哪种层级都想维护，就算背地里不遵守，明面上也要做出三分样子。因为道德才会安稳，因为礼教才会有秩序。有了安稳和秩序，自然就天下太平。

这是成本最低的手段。

但是问题在于，用这种只会对待普通人才会有效。用这种方式对待聪明人，他只会觉得你在把他当做傻子，结果必定其心必异。

而且用这种智慧做事，只能维系表面的和谐和稳定，时间一久注定举步维艰，一事无成。

这就是海瑞为什么只能留下「海青天」美名而无其他建树的原因。

更不要用这种方式对待极端的人，当他看穿你的虚伪后，也必定是第一个造反的人。

老百姓最喜欢书生智慧，追求衙门和庙堂，难免驰骋江湖；

中央最擅长庙堂智慧，但是需要书生和衙门，最不喜欢投机；

地方专注于衙门智慧，总想进一步入庙堂，有割舍不了江湖；

私营企业为代表的体制外倾向于江湖智慧，总以为可以登堂入室，但是在庙堂下才知道自己的渺小；

而古代大地主，现在的大资产阶级更崇尚投资智慧，不屑衙门，却想绑架庙堂，最终必然是书生口诛笔伐的对象。

三、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利益的权衡，历史，是一个不断弥补BUG的过程

所谓的历史周期律，自古以来生产力在不断发展，但是人性并没有改变。

历代王朝的制度发展就是不断修补漏洞的过程，这个过程贯穿整个历史直到现在。

因为一个朝代的兴起一定是利益重新分配的结果，既然是利益重新分配的结果就存在超过制度的部分，而这超过制度的部分必然会成为这个王朝的掘墓者。于是下一个朝代只能不断修补，既是主观上的完善，也是发展的必然。

比如汉朝的推恩令修补（秦之前）分封建国容易互相攻伐而做大，威胁天子的漏洞。

九品中正制度修补的是（汉朝）寒门进阶困难的漏洞。

隋唐的科举制度是修补的是（汉晋时期）士族垄断官职（土地）的漏洞。

宋朝的厢禁军制度修补的是（唐朝）节度使尾大不掉的漏洞。

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修补的是相权权势过大，容易出现权臣篡权的漏洞。

而直到近代通过三大改造彻底消灭了封建王朝的基层政权形式，修补了“皇权不下县”的漏洞。

这里一定要明白：自秦全面推广郡县制开始开始我们就不再是封建制国家，而是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国家。

也就是说这些制度的修补导致了一个结果：中央的权力越来越大，直到“国家资本主义”。

四、纵观五千年的历史，社会的主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地主

这个地主，在秦汉之前叫做贵族，是贵族国有经济，贵族占有土地，具有绝对的权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力。

在汉初到隋唐叫做门阀，是士族庄园经济，士族占有土地。门阀相对于贵族，没有了统治权，所以更为依附皇权。

唐宋开始到清末，是士绅租佃式小农经济，士绅占有土地，士绅相对于贵族和门阀，是庶族精英，是通过科举制度完成了进阶，相比较贵族和门阀，势力范围更小，对佃户的控制能力更弱。所以以士绅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注定是皇权的附庸。

当然与此同时的是自耕农式小农经济，只是自耕农占有的土地很少。

当然，现在的地主叫做房东。

所以，拥有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资源，也就拥有了收“税”“费”“租”的能力。

而“税”“费”“租”是最稳定是收入，相比较古代的农民阶层和现代的打工人，农民和打工人靠劳动吃饭，地主基层从来不是靠劳动。

所以五千年的历史，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生产资料平民化的过程，更是庶族精英崛起的过程，更是平民（人民）阶层自我觉醒的过程。这个过程走了五千年。

五、历史的发展，更是赋税制度的发展

从租庸调制度，到唐中后期杨炎的“两税制”，再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再到雍正的“摊丁入亩”。

这里具体的税收制度不详细展开，可以自行搜索了解。

我想说的是，通过税收制度的不断变化，收税的主体慢慢从“人丁”到“生产资料（资产）”。

也就是说从向人征税，慢慢转向财产征税，这才是历史的进步。

因为这意味着，收税的主体从普通的老百姓，慢慢向“既得利益者”的转变。

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一次次将土地收为国有，然后实行均田制，但是一次次的土地兼并，造成的结果是权贵阶层的土地越来越多，老百姓的土地越来越少，结果税越来越少，而随着财政制度的崩溃，下一步一定就是，揭竿而起，天下大乱。

所以向老百姓征税的结果一定是官逼民反，只有向财富拥有者征税，才能够实现“均富贵”，实现税源稳定，实现社会稳定。

这不是统治者对百姓的心怀仁慈，而是统治者的自我觉醒和进化。

放在当下就是征收“遗产税”，“房产税”等等。

只能说任重道远。

六、历史的发展，是在各方势力不断的权衡中向前的

自古至今（从春秋时期到清末广义的封建王朝）朝堂的力量包括：皇帝，权贵（军事贵族和皇族），外戚，宦官，庶族精英，商人。这些力量因为利益相互制衡，也因为利益会形成结盟。

而皇权作为最为特殊的存在，是不能直接去对抗其他的力量的。除非你拥有绝对的权力，否则一旦皇权进入到斗争的序列中，那么结果一定是皇权的削弱甚至更替。

当汉武帝发现外戚和权贵的力量过大时，当他的舅舅，他父亲的舅舅们，包括那些有从龙之功的军事贵族们力量越来越大时，当这些力量已经足以影响皇权时。想到了庶族精英，于是有了察举制度，于是设立了太学，于是有了汉武帝任用来自底层的酷吏，比如张汤，任用商人，比如桑弘羊。

而这些酷吏和商人既没有外戚这样的高贵身份，有没有权贵的互相结盟，于是只能依靠皇权，只能成为皇帝手中的利剑和挡箭牌。

当魏文帝发现这些士族门阀通过察举制只会推举自己家族子弟时，于是就有了九品中正制度，本质还是想绕开权贵（在东汉开始成为了门阀），外戚。于是邓艾这样的寒门精英可以走进朝堂，但是依然不能为门阀所容，所以邓艾的死也是必然。

于此同时，宦官作为比庶族精英更为依附皇权的一股势力也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

权贵是因为军功受封成为一方领主诸侯，逐渐发展成为门阀士族，他的权力来自军功。外戚是因为皇后太后等的存在掌握权力，天然会亲皇权，但是随着其力量的壮大，也会慢慢威胁到皇权，比如汉初的吕氏家族，窦氏家族，比如王莽等等。

而庶族精英一直作为制衡手段，成为皇帝手中最好用的一张牌，直到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形成，直到黄巢“天街踏尽公卿骨”之后，才真正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历史的主人“士大夫”。

所以士大夫集团的权力不是来自军功也不是来自外戚，更不是宦官，而是皇权赋予，是天子门生。

所以士大夫的骨头必然是软的，士大夫不可能在皇权面前能站直腰杆。所以注定是跪着的“奴才”。

而当士大夫走上历史舞台后，权贵阶层已经瓦解（或者说无法短时间内速成，加上科举制度，权贵阶层已经没有了形成的土壤和时间），外戚也被严格限制，皇族本身因为自身敏感也被皇帝“冷藏”，士大夫缺乏了制衡。

于是，在宋朝迎来了士大夫最为向往的时代。奈何，书生误国。

当作为进步势力的庶族精英联合起来，甚至成为朋党，皇权必然受到制衡，甚至威胁。如前文所讲，皇权将直面士大夫集团，这对皇帝是极为不利的。

于是宦官的权力被加强，于是士大夫集团又被皇权肢解出清流一派。

权力，只能被制衡，不能被夺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