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婚姻，可能是好人的悲剧

今年年初，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周大新出版了长篇小说封笔之作《洛城花落》。与他以前所有的小说不同，这本书专门写中国式爱情和婚姻。毕业于985的男女主人公都是90后，通过相亲恋爱、结婚、生子，成了体面的新北京人，然而，岁月静好没有如期到来，却要对簿公堂离婚……四次庭审，唇枪舌剑，各执一词，婚离得很累，问题暴露得却特别充分，几乎把所有人的婚姻都拽进去了。

婚姻带给人的快乐超过单身的，才值得追求

爱情太珍贵，需要遇到的人做自我的加减法

此书出版后，网络上形成了热烈的讨论。为了回应读者的问题，也为了进一步探讨三胎政策之下，婚恋问题的急迫，2021年9月12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钟书阁（麒麟新天地店）邀请“一席”爱情课讲师、复旦大学教授梁永安先生，京城著名离婚律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杨晓林先生，和作者周大新一起，和线上线下的读者互动，探讨《洛城花落》里的中国式婚姻故事，为90后支招儿该如何用“婚商”来面对人机互联时代的情感关系。

01

梁永安：“90后这一代真的不适合结婚”

梁永安与年轻人接触很多，因为讲爱情课的关系，很多年轻女孩儿愿意跟他交流自己的情感经历。而他读了《洛城花落》之后，对90后了解得更多了，他进而认为，90后这一代真的是不适合结婚的一代。

《洛城花落》的男女主人公，是通过相亲结婚的。在梁永安看来，在现代社会，相亲是解决男女相识的一个便利途径，但相亲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相”的到底是什么？你遇到的这个人，短时间内可能无法知道他的来龙去脉。农耕社会，青梅竹马的时代，你了解的是对方的全貌，但现在，看到的都是片段，而这个片段完全不足以作为建立情感的基础。同时，两个人相爱，应该是爱生活中的对方，而不是爱对方的条件。对方都被资源化、功能化了。而相亲大多是在谈婚姻，不是在谈爱情，所以很多年轻人就在失去爱情的前提下结婚了，那这种婚姻是先天不足的。

复旦大学教授 梁永安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了男耕女织式的经济上的互相捆绑，农业社会时期，结婚是增长幸福的。而现在却不是，人们各自都可以生活得很好。一个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单身年轻人，用掉闲暇时光的东西太多了，手机、游戏、旅行、逛街、听音乐会。这时候，只有婚姻能够带给一个人的快乐超过单身的快乐，才值得追求。显然，很难。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精神能量也是有限的，但生活在不断打开，一个人可以在今天这个打开的世界上充满好奇，一辈子活得像个小孩儿。结婚是成人的事情，但今天的很多人骨子里都是小孩，渴望新东西、满足新愿望。

梁永安认为，无论哪一代人，一辈子都要解决两件事：一个是找到自己最喜欢做的事，一个是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人。现在看来，前者更容易一些。后者之所以更难，还有一个问题是时代的影响，一代人的成长方式中缺乏了情感交流的很重要的引导，所以很多90后可能会有情感输出方面的障碍。“现在的年轻人，给人的感觉是互相都在渴求对方，都希望对方能够给自己提供更多，而自己的输出越少越好。于是，即便是很多结婚的人也是带着浑身的问题去结婚去了，所以，离婚率高也在情理之中。

《洛城花落》让我们意识到，爱情太珍贵，假如你真正遇到了，就需要百分之百的珍惜。为了在一起，哪怕自我要做很多减法，要减掉很多原来的我自己，也是值得的；为了适应对方，要努力增加一些东西，让两个人形成共同性，也是值得的。这个世界上，结婚之前两个人有再多的东西都是各自的，而真正属于婚姻的，是两个人共同创造出来的东西。这是爱情和婚姻的要义，两个人共同的世界不是现成的，是要靠创造的。

02

杨晓林：法律是权益性的，文学更多的是疗愈性

而在学法律的杨晓林律师看来，法律通常不关心一个婚姻破裂过程中的具体原因，而是基于事实和证据，判断这个婚姻该不该解体，如何解体。在他多年从事婚姻家事法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案例，法律解决的也往往是财产分割和孩子抚养等现实的权益性问题。

读到《洛城花落》，看到一个作家这么详细地描写离婚法庭的庭审，他很震惊，也很感佩。他认为这本书很有前瞻性，在被告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通过双方律师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组织相应的证据，然后，法官提到，要改变过去简单化的处理方式，给双方一个充分发表观点的机会和时间，然后直接判决离婚。所以，这既是文学作品，又折射到现实当中了。

京城著名离婚律师 杨晓林

在关注婚姻家事法的过程中，杨律师推崇恩格斯的一句话：“如果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他表示，婚姻中除了爱情以外，还有双方的义务与责任。“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感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社会都成为幸事，也会使人们免于陷入无益的离婚诉讼之中。”

与作家的感性、主观不同，律师需要用理性和客观面对一场离婚官司。“作为律师来说，无论是哪方当事人来找我们，我们都要为他们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法律不关心一对夫妻在生活中到底有多少具体矛盾，有多少一地鸡毛，法律更关心的是离的过程中怎么操作，怎么保护双方的权益。所以，同样作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手段，法律关注的是权益保护，而文学总是关心情感逻辑和情感疗伤。

03

一场失败的婚姻，可能是一场好人的悲剧

周大新用如“真人秀”般的故事，从人情和法律的视角，拨开一个婚姻的面纱，在“审判婚姻”的外表下，作家探究原生家庭带给人的情感能力，也涵盖了当下现实中爱与婚姻的种种现状：高质量单身、丁克、闪婚闪离、网络相亲、丧偶式育儿……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失败的婚姻故事都是好人的悲剧。”梁永安如此评价《洛城花落》的主人公，他们两个人合不合适，无关他们的道德品质，而是生活观念、价值观上的差别。“在婚姻的细节里，没有爱情支撑的柴米油盐就失去了情趣；做饭就是做饭，都是功能化的、非互动的、非情感化的程序。假如生活变成了程序，很多外在的条件，比如房子、车子、存款决定了你的生活，而不是内心的东西，那婚姻势必会变成一种悲剧。”梁永安表示，这本书在当代特别有时代特有的生存痛苦和焦虑。

理想的婚姻是所有人的诉求，然而现实的骨感却总是让婚姻遍体鳞伤。在《洛城花落》的中国式婚姻故事里，有时代，有现实，有生活的光怪陆离，更有人的复杂关系。未来，婚姻制度会往何处去？这是法律和文学都会面对的问题。

当然，婚姻的初心毕竟是相爱、是包容、是陪伴；写婚姻是为了写“爱”，这人类永恒的命题。“花落了，我依然爱你”，是小说对主人公的描摹，也是作家对人永远的期许。而作为这本书的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李红强则期待，通过专家们从各个角度的讨论，能够有助于社会和谐和人生幸福，他也希望周大新老师不要从此封笔，继续保持对现实的深刻观察，继续为读者提供文学思考。

电影《消失的爱人》剧照

// 以下内容根据活动现场速记整理 //

李红强（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周老师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在中国文坛享誉多年，也是人民文学社重要的老朋友。人文社出过他20卷本的《周大新文集》，还有近些年的作品《曲终人在》《天黑得很慢》都是在我们社出版的。我是周老师的忠实读者，也是他的学生，向他表达崇高的敬意。今天这个题目“相亲•爱情•法律•婚商”，婚姻是现代社会非常普遍、非常永恒的主题，一会儿三位会给我们解析一下，看看现代人的婚姻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Q&A】“相亲能找到真爱吗”？

主持人：我们知道这个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是通过相亲结婚的，最后走到对簿公堂的程度。我想问梁老师，您觉得相亲能找到真爱吗？

梁永安（复旦大学教授）：一个时代，如果男女通过相亲来相识，那么这个时代不像现代人的状态。以往人的活动范围很狭小的，一个农民的活动范围一生也不会超过25公里，他的婚姻问题，媒婆跑来跑去就解决了，自己不用管。但相亲跟自由恋爱是不一样的。

我在日本工作几年，日本人的相亲比我们成熟。相亲之后如果双方有好感就不见面了，然后分别委托私人侦探所，把对方的祖宗八代、身体情况、学历情况全部调查清楚，然后再到一起，结婚速度就比较快了，因为也不对自由恋爱抱太大的希望。要结婚的时候，男方要提着九样礼物去，第四样就是喜袋，是当地工资的三倍，比如说这个地区收入50万日元，那么喜袋就是150万日元，除此之外还有松柏、吉祥物等等，送给女方。女方五天之内必须回送，也是九样，女方的九样跟男方的九样有区别，但是第四样还是喜袋，还会有些情况她要还回去三分之一，表示我姑娘还不值这么多。然后就这么一来一去解决问题。

相亲有一个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相爱都是爱对方的生活，不是爱对方的条件。但是相亲是，你遇到这个人，无法知道他的来龙去脉，现在都看的是片段，这个片段完全不足以作为建立一个情感的基础。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今天的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就是相亲是在谈婚姻，不是在谈爱情，所以当代中国年轻人就失去爱情了。一开始其实谈的就是婚姻，以为是在谈恋爱，实际上是在谈婚姻，然后那个标准、那个条件。在细节里面，柴米油盐就失去了情趣，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没有情趣，做个饭就是做饭，都是功能化的，里头很多地方的标准和差异就出来了，要求也是各种各样的、非人化的、非情感化的一个程序，生活变成了程序，外在的东西决定了你的生活，而不是内心的东西。

这本书里你看到的是两个本质上是好人的人的悲剧——没有什么坏人，但是最后就是过成了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在当代特别有时代特有的生存痛苦和焦虑，这是我最大的感触。

【Q&A】离婚律师的工作中，又会遇到哪些形形色色的问题？

主持人：可能好多婚姻故事真的都是好人的悲剧，就是两个人合不合适无关他们的道德品质，就是一些生活观念、价值观上的差别。杨律师是婚姻家事法的专家，面对形形色色的问题，您作为学法律的可能跟我们学文学的完全不一样，期待您的精彩分享。

杨晓林（著名律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我作为一个婚姻家庭律师，长期跟媒体合作，也经常从专业角度、社会学角度进行点评。但周老师这本《洛城花落》第一次让我看到用纪实的手法创作的小说，用非常大的篇幅描述了四次庭审完整的记录，这与我们一线的家事律师职业生活是紧密相关的。

实践当中，这种离婚诉讼的过程，有可能很复杂，往往涉及子女抚养和财产分配等很多问题。法院裁判双方离婚最直接的标准，是“双方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围绕这个“破裂”是怎么样去认定？法官一般是从婚前感情基础、婚后初期双方的感情、现在双方离婚的原因，以及是否还有和好的可能，这四个方面去把握。那么就要求双方当事人及代理律师要围绕这四个方面去组织证据，然后去陈述发表主张。

现实当中，我们的法院为了顺应国家维护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宗旨，往往是人为设定一个潜规则，就是在被告没有铁的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在原告第一次起诉离婚之时，往往判不准离婚，要人为的给双方一个和好的机会。如果你要坚持来离婚，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才可以判离。而第一次起诉，在被告不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判离，这种概率是极小的。

在我们组织的中国婚姻家事法实务论坛法律执业共同体论坛上，就第一次判不离的问题讨论，学者律师跟法官就形成了激烈的争论，法官坚持认为他们对个案是体贴入微去查个性，去维护家庭的和谐。但大多学者还有律师往往都认为，双方在诉讼之前都已经可能是经过了很多回合了，实在是解决不了、协议不了才去法院，人为的再制造这么一个过程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是不人道的，甚至会引发一些极端现象的发生。

周老师这本书很有前瞻性的，他写的个案就在被告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通过双方律师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组织相应的证据，法官特别是提到改变过去简单化的处理，给双方一个充分发表观点的这样一个机会和时间，最后法院直接判离了。所以既是文学作品，但是它又折射到现实当中去。

【Q&A】写这本小说的初心和机缘？

主持人：杨律师说法律处理这些问题可能不关心你们到底生活中有多少具体的矛盾、有多少一地鸡毛，法律其实不关心你们值不值得离，它更关心的是你离的过程中怎么操作、怎么保护双方的权益。我觉得这种特别理性的东西可能是需要我们文学家、作家来补充一些感性的东西。

想问问周老师，写这本小说真正触发您内心创作冲动的是什么样的机缘？

周大新（茅盾文学奖得主、本书作者）：书里的故事是虚构的，不是真实的生活，但是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朋友的孩子离婚了。除了在北京的这些战友们、这些熟人朋友们的孩子离婚，我回到老家我们那个村里也有很多年轻人离婚。

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过去在农村、在乡村，一般都是结婚就是终身，就是白头偕老，没想到乡村的青年今天对婚姻的观念也更新得很快。再加上整个社会上统计数字出来以后，也让人挺震惊的，就是我们每年的结婚人数大概在八九百万对，离婚就是四百来万对，将近一半，这个比例非常高，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应该关注那么多离婚悲欢离合的故事触动让我来想写写这个离婚的事情。

其实离婚就是把家庭建筑物的内部景观给它呈现出来。我们在座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结过婚的人占多数，结过婚的人都应该知道，如果把婚姻比作一个建筑物的话，其实它的内部结构挺复杂的，参与这个婚姻的人挺多的，首先是男女双方，然后是双方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然后姑姑舅舅都参与到这个婚姻里面。这里面任何一个家庭的事情都可以波及到好多亲人。

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这个家庭建筑物内部的景观给它呈现出来，让我们没有进过这个建筑物的年轻人先打下一个概念的东西，为他们进入婚姻这所建筑内部做一点心理准备。同时也为已经走进婚姻这座建筑的人，让他们警醒，这个建筑物的建筑材料不是钢筋水泥，不是像我们这座大厦一样这么坚固，它是用木棍、茅草搭建的一个茅草房，这个房子随时都可能被风、被雨、被大雪、冰雹给它摧毁掉。这需要在建筑物的两个人不断地进行维修，要经常地维修，如果不加维修就有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倾倒在地，然后两个人变得没有家了。

今天我们很多离婚的年轻人，虽然可以再婚、再恋爱、再找朋友，但其实这一次离婚给每个人的内心都造成了伤害，这个伤害只是有轻有重这种区分，没有说完全不受伤害地可以从这个建筑里撤出来，没有这种情况，不过是轻重而已。所以我觉得讨论这个事挺有意思。

【Q&A】处理婚姻案件，法律和情感怎么平衡？

主持人：我想再问杨律师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诉讼让您来处理，或者您在读的过程中，除了法律上的偏重，您会有情感上的偏重吗？

杨晓林：具体到这个案子，我们作为律师，无论是哪方当事人来找我们，我们都要为他们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离婚当事人首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离与不离，但是法院裁判的标准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就围绕着婚前感情基础、婚后初期的感情，还有就是现在双方产生问题的原因，以及还是不是有和好的可能这四个方面。无论是代理哪一方，作为律师来讲，都有可以为他争取的空间。

在离婚案中的弹性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于一个相同的问题，双方站在不同角度，很可能就是说理解是有很大的偏差的。具体个案当中怎么样在代理不同当事人的情况下，能从法律立法的精神去找到契合点，而不是说一味地迎合当事人。

主持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婚姻存续期间，甚至包括离婚的时候，除了财产分割、儿女抚养权的分割，还有很多人情的因素。您作为学法律的人，您的情感立场在哪？我们学文学的一般都关注情感的反馈。

杨晓林：我做了将近20年的专业家事律师，往往是不劝和的。但是当事人找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按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情况，就像扁鹊看病人一样，来询问了解他的感情经历的过程。

比如在这本书当中，当事人有一个基本环节就是说双方是通过媒人的介绍相识的。就这一个细节也就是我们离婚案件当中其实经常律师、法官都要问到的，当事人是经人介绍相识还是自行相识。一般认为自行相识确立恋爱关系，这个是双方的婚前感情基础相对更牢固一些。而且经人介绍，特别是后来我们代理过不少的案例，双方当事人是通过婚介所、通过网上认识一见钟情的，那个是很不一样的。

【Q&A】年轻人对爱情问题的关注，关键的症结到底在哪？

主持人：其实法律和文学都在解决问题，但是解决问题的方向很不一样。法律有更多权益方面的东西，或者更实的东西，文学解决的更多是疗愈性的东西，更多的是情感交融的东西。

我也特别希望梁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您接触到的年轻人对爱情问题的关注，关键的症结到底在哪？

梁永安：总的来说，今天这个时代确实是一个单身时代，因为单身的财富资本特别雄厚，而结婚的代价也特别大。所以我们说今天的爱情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一定得是婚姻它能超过自己单身的那个快乐才值得去结。

现在的人情感输出能力实在是太差了，带着浑身的问题去结婚去了，然后觉得结婚就是对自己的一个问题解决。这样的话，彼此之间不是一个滋润的、温暖的、互相输送的，而是一个互相去需要他/她，去拼命地获得的。所以这样一个状态下反映我们个体文化的不足，个体成长的不足，就是我们缺一个现代阶段。现代阶段里，人的独立精神、自由精神，然后跟整个世界的这么一个丰富的价值连接、情感连接。这方面我们今天从农业社会转出来以后还是一个非常初级的。我们今天的一切婚恋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周老师这个书很打动我。其实我对于这一代中国年轻人有点悲观，我觉得90后这一代真的是不适合结婚的一代。这是个好现象，因为今天在人的个体独立建设中，历史不能同时完成那么丰富的任务。所以这一代人如果他在艰辛中、情感的跋涉中最后逐渐地体会到真正珍惜什么，爱情是什么，那就是这一代人伟大的贡献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

主持人：杨律师有什么不同观点是吗？

杨晓林：作为一个婚姻，除了爱情以外，它还有双方的义务，还有双方的责任，不能片面地去强调那么一点。恩格斯的1884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中说：如果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社会都成为幸事，这只会使人们省得陷入离婚诉讼的无益的泥流中。与每一位围城内外的朋友共勉。

【Q&A】年轻人应该怎么去调试理想和现实？

梁永安：其实婚姻爱情质量不高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看待一个人是片段的，觉得他很好，能力很好，学历很高，你看这两个主人公都是985，对互相天然就有一个评价，觉得挺好。但实际上这并不代表什么，但是只有在走到一起才会发现。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今天的人尽管焦虑，离婚率高，往后看还是很幸福的一代。后面的更麻烦了，中产化形成之后，精神焦虑就来了，相互之间的个人价值，互相之间就开始向那个层面，什么带娃服务、人工智能、大数据，各种服务来了，现在很多问题会缓和化。而将来最大的问题是说不出来的，就是精神探寻，那个时候就是无言的、没有答案的去处理这些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婚姻，我们离开了传统社会，离开了田园社会以后，我们现在从90后开始就开始过得苦起来了，艰苦跋涉的一个历史过程。我们今天还是初步的，所以这里面就有这样的教训，特别给人一种打开感，看到我们生活在变化，人对生活的理解和定义都在变化，所以婚姻也在重新定义。

主持人：我们因为也是有感于您说到的这一点，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情商、智商、财商之外，我们也感觉到有一个婚商的话题，其实是值得大家更多地关注的。两个人的相处是一种建设性的过程，这个建设性的过程有的时候是相互补充，有的时候是相互磨损，就看你遇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这个东西也挺重要的，说起来也特别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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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商、情商、财商之外，“婚商”更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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