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企业出海，何以陷入“印度制造”的漩涡？

当地时间2019年8月20日，印度古尔冈，顾客们在的一家小米商店体验小米智能手机。2022年4月30日，印度冻结小米科技印度私人有限公司555.127亿卢比（约合48亿元人民币）的账户资产，称这家小米全资子公司违反印度《外汇管理法》，非法向境外机构汇款。（视觉中国/图）

当中资出海遇上“印度制造”，中国企业还要走过多少弯路？

近日，比亚迪取消了10亿美元新建印度厂房的计划，还被以“税费缴纳不足”为由要求补缴7.3亿卢比税款（约6350万元人民币）。此前不久，小米被印度当局扣押555.1亿卢比（约48亿元人民币）。走高端制造路线的富士康宣布退出合作，准备另起炉灶。还有诸如世界500强纬创，被印度本土巨头塔塔集团收购。

2014年担任总理后，莫迪提出“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计划，宣布要将印度打造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拉动外资投资（FDI），是推动制造业增长、实现该计划的有效手段。

中资企业闻风而动。9年后，已有一批企业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

主要原因是印度政府正不断提高外商投资的门槛。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印度政府8月3日发布通知，将限制笔记本、平板电脑和PC的进口，以推动本地制造业发展。这部分产业约占国家年进口总额的1.5%，其中一半来自中国。印度政府此前也曾对手机等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以此保护本地制造业。

“印度制造”似乎是高开低走了。

该计划至今9年，仍未明显提升工业占印度GDP的比重，也没有改变国家依靠内需“单腿走路”的经济困境。

一方面，印度国内土地、税收、劳动力等结构性改革无法持续推行，让莫迪政府难以在印度全境复制古吉拉特邦的成功。

另一方面，自身复杂的营商环境、地缘政治的急剧变化，也让不少中资企业在印度的投资“如履薄冰”，罚款、被禁、出走的案例屡见不鲜。

“蜜月期”

智象创始人胡剑龙的公司原先设在班加罗尔，一座有“印度硅谷”之称的新兴城市。

智象是一家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咨询和本地化服务的企业。自2020年疫情后，他关停了那里的业务。

“从2014年开始，阿里、腾讯、小米等互联网企业都对印度市场抱有很大期望，逐步进入印度，不仅是互联网企业，一些制造业企业也认为印度是全球市场中非常重要的板块。”胡剑龙回忆。

中企对印度的信心，主要源于总理莫迪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经济改革。“邦”等同于中国省的概念。这个地处印度最西面的邦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多个贸易港口，

莫迪1950年生于古吉拉特邦，他自称是“茶农之子”，从2001年开始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相当于中国的省长）。在这期间，莫迪大力推进电力、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发展制造业，设立发展投资特区和经济特区，并通过土地、税收等优惠措施来吸引投资。

“要想富，先修路”，通过引入外商和政府基建来带动经济发展，这是中国企业熟悉的故事。于是在2014年之后，中企赴印出现井喷。

《人民日报》报道，2014年—2016年，印度已经成为中国对主要经济体投资增速最快的国家。2016年，中国对印度投资10.63亿美元，是2015年的6倍多。截至2016年底，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额累计超过48亿美元，而在2014年前，这一存量仅为24亿美元左右。

小米、华为等手机品牌正是在2014年先后进入印度市场，庞大的年轻消费人口吸引了众多中国企业。

时任小米印度总经理马度曾向媒体表示，“2014年小米公司进入印度，最初只有3个人，3年内就发展到了150多人。2016年，小米挤进印度市场前三名，全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

“印度制造”推行的前三年，成效显著。2015年该国制造业吸引外资投资96.13亿美元，明显高于2013年的65.28亿美元和2014年的63.81亿美元。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由于税收、电力供应、跨境贸易便利程度和合同执行度的改善，当年印度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第130位，较2015年的142位有明显上升。

2017年11月，莫迪的经济改革迎来了“高光时刻”。穆迪等国际评级机构上调了印度主权评级，标志着以西方为主的自由经济市场对印度经济改革的认可。

上调后印度主权评级为Baa2，是1990年以来的最高评级。与之同时提升评级的还有印度四家国有金融机构、五家石油企业和四家电力企业。

其实当时印度经济增长已显出疲态，当年前两个季度GDP增速明显放缓，同时印度国内反对党质疑莫迪政府的废钞、税制改革准备不足。

但国际评级上升，显示出西方站在了莫迪一边。这一结果利好印度国有企业和大型私营企业的海外融资。不仅前述提到的国有金融机构、能源企业等海外债券发行成本降低，也引导着国际“热钱”更多地配置印度资产，如印度市场的股票、债券等，利好本地资本市场。

对GDP贡献有限

这些成绩增加了中国企业进驻印度的信心。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17年，阿里巴巴曾向印度最大网络支付企业和电商平台Paytm投资2亿美元。腾讯控股领投了印度聊天应用软件Hike，以及印度移动医疗企业Practo的第四轮5500万美元投资。

美国《福布斯》杂志统计的一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6年3月，中国互联网企业对印度创业公司的累计投资额约为13.5亿美元。2016年年底的投资额已增至23亿美元。

莫迪以在古吉拉特邦的成功经验为“印度制造”背书，但Rayaprolu Nagaraj称之为“虚假营销”。他并不相信上述数据真实表现了印度的营商环境。Nagaraj是英迪拉·甘地发展研究所 (IGIDR)荣誉教授，他是印度工业经济、劳动力市场和应用经济学方面的专家。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大衰退和中国不断提升的技术实力让印度成为超级大国的野心化为泡影。之后的2011年（辛格政府）提出了国家制造业政策，预计到2022年，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5%，并新增1亿个制造业就业岗位。莫迪将这些内容重新整合，成为了‘印度制造’。”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古吉拉特模式”是莫迪2014年印度大选的最大倚靠。当选总理后，经济改革也成为莫迪最主要的执政目标，将这一经验复制到整个印度后，就成了“印度制造”计划。

Nagaraj表示，只有企业摆脱繁琐的监管，制造业才能增长。然而莫迪政府认为，为此需要提高印度在世界银行发展指数中的排名，用更高的排名来吸引外资，转化为更高的工业投资和产出增长。

据Nagaraj研究，“印度制造”并未明显提振印度工业，一个证据是在近十年来，制造业和工业占GDP的比率常年没有变化，说明制造业对GDP的提升并不明显。

据他统计，2015—2018年，制造业实际固定投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5%左右，相应的银行信贷利用率在较长时期甚至是减速的。简而言之，“印度制造”在产出和投资增长方面的推动效果不佳。

此后的数据也证实了Nagaraj的研究，2019年三季度印度GDP增速跌至4.5%，曾一度被视为要“赶超中国”的印度突然发展失速。

只有“改革”，没有“开放”

2019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印度出现了明显的保护主义。

首先是在国内掀起“自给印度”运动，莫迪多次公开号召民众“购买国货”，并推出“为本土产品发声（Vocal for Local）”计划。

其次是提高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WTO数据显示，自2014年莫迪上台后，印度改变过去降低关税的政策取向，最惠国待遇关税水平由13.5%升至2019年的17.6%。针对贸易逆差国（如中国、东盟），则使用反倾销调查、原产地规则等非关税贸易壁垒。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宁胜男撰文指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莫迪政府开始追求绝对贸易顺差，由向东融入亚太转而向西联结美欧。

他解释，199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一直秉持“向东看”经济战略，试图向东融入亚太经济圈。但由于印度在与中国、东盟的贸易中长期处逆差地位，莫迪政府认为东入亚太并未给印度带来多少好处，反而伤及国内市场。

外资投资天然与地方企业形成竞争，莫迪在增强外资投资和保护本土企业之间，选择了后者。

以“印度制造”的重点产业手机和电子元件行业为例，莫迪政府先后推出“阶段制造业促进项目”（PMP）以及配套的“生产关联奖励计划”（PLI），“电子元件和半导体制造业促进计划”（SPECS）和“改进型电子制造业集群计划”（EMC 2.0）等一系列激励投资措施。

这些复杂的激励计划背后，都是以“进入印度市场”为筹码，要求相关制造商必须在印投资生产，招聘印度籍高管、员工，购买印度制造的零部件等等，不愿在印度投资建厂的手机品牌只能缴纳超额关税作为进场费，最终目的是推动外资在印度投资建厂，在短期内培育出完整的手机产业链。

“国内将我们‘改革开放’的概念套用到印度身上不太合适。印度长期以来施行的都是市场保护政策，它的市场并不开放，对吸引外资并不积极。莫迪确实想对经济进行改革，也想吸引外资。但他的对外开放程度相当有限。” 暨南大学中印比较研究所教授贾海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他指出，莫迪作为政治人物，首要目标仍是选票。

“莫迪在古吉拉特邦以善于搞经济著称。通过‘打经济牌’赢得大选后，社会期望他能改变印度的经济，成为一名改革家，但在他的第二任期内，迅速转向了‘打政治牌’，对招商引资也来了个急刹车，中资企业和中国商家不断被打压。原来有一种说法，中印是‘政冷、经热’，中国投资者坚信印度制造和印度市场离不开中国，中、印经济合作能够维持下去。现在看来这是错觉。”

地缘政治的施压

2020年4月，印度政府修订了《外汇管理法》（FEMA），并对FDI政策作出修改，要求即日起，与印度接壤国家的非公民实体在印度投资时，需要提前审批。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文称，这大幅增大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与印陆地接壤国家的企业在印投资难度。截至2019年12月，中国在印累计投资已超80亿美元，远超印度其他几个陆上接壤国家在印投资额总和。

媒体陆续报道，2022年开始，印度已经收紧对华签证，无论商务还是旅游签通过率都相当低。

胡剑龙形容，相比疫情之前，两边人员的来往现在已经明显减少，“营商环境原本就不算太好，加上地缘政治的原因，甚至多出一些为中国企业‘量身定制’的惩罚措施”。

2020年5月，中印边境发生对峙。冲突进一步延伸至商界。

两周内，印方禁封了包括微信、抖音在内近70个中国热门App。此后三年间，陆续有中国应用不断遭遇封锁。

那年7月，莫迪总理也关闭了其在中国的微博账号。这一账号他注册于2015年，发布过百余条微博。

同月，印度宣布对中国手机品牌VIVO进行现场搜查，扣押资产。路透社报道，该次搜查从VIVO印度业务的119个相关银行账户扣押了46.5亿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3.86亿元）。

印度当局表示，VIVO的印度法人为了避免在该国纳税，将6247.6亿卢比（约合人民币527.9亿元）汇到中国等地。

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从当年6月起，来自中国厂商生产的智能手机陆续受到印度有关部门的调查。除了VIVO，卷入“查税风波”的还有小米和一加等。

它们还被要求任命印度高管担任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等关键职位，且印度当局表示希望中国厂商指定印度合作制造商，提升本地制造能力至零部件水平，扩大自印度出口，同时雇用本地分销商。

也是2020年，印度执法部门指控小米子公司以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名义，涉嫌非法向国外实体汇款，因此扣押了小米在印度价值555.1亿卢比(约48亿元)的资产。随后，小米向法院申诉被驳回。2023年6月13日，印度执法局发出正式通知，冻结以上资产。

小米回应称，这些专利许可费都是为了购买印度版本手机上的授权技术和专利，执法局扣押的数目中有超过84%是支付给高通公司的特许专利费。

区别对待的贸易政策

印度国内不乏对莫迪“贸易保护主义”的批评。

印度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2022年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如果印度不解决“投资风险过大、政策内向性过强、宏观经济失衡过大”这三大障碍，将错失跨国企业的投资以及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他预言，印度最终无法取代中国。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2019年印度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为506亿美元。截至2019年底，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达4270亿美元，中国的这一数字约为2.2万亿美元。

来自前总理尼赫鲁时代（20世纪40—60年代）的计划经济政策，仍在各方面制约着印度的经济发展。

“莫迪时代的印度政治是非常复杂的，它包含了资本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威权主义等要素，这使得政策的达成要经过繁复的过程。”牛津大学发展政治学教授Nikita Sud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她曾对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经济政策有过深入研究，她认为，莫迪的经济政策存在惯性，“有选择地资助大企业，并惩罚那些抗议资本掠夺资源的异议者”，但这与莫迪民族主义的政治底色明显相悖。

激进的私有化路线招致了平民阶层的反对。以农业改革为例，由于此前针对农业的激进改革，2020年12月起，印度各地陆续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抗议示威游行，不断有农民丧生于抗议活动，最终农业立法被废止。

Sud对这一法案表示部分支持，她解释，印度大部分贫农并不拥有土地，政府取消农业补贴的行为，损害的是印度富农的利益。而富农裹挟着广大中下贫农，是莫迪个人最大的选举票仓。

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改革，在遇到选票问题后停滞不前。政治上的保守化和经济上的自由化，正在撕裂整个印度社会，也让经济改革愈发寸步难行。

类似情况同样发生在贸易领域，贸易保护能够最大程度上保护本土企业、获得国内选票支持。更何况印度面对的贸易环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印度资深外交官、曾牵头参与印度加入世贸谈判的Mohan Kumar在2020年的一次线上会议指出，全球化正在不断后退，地缘政治的影响因素正在不断扩大。

美国政府已经在多个场合表示，印度是平衡中国崛起的重要因素，“印太战略”是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

外资在印度究竟属于受益者还是掠夺者，或许取决于它来自哪个国家。

据印度《镜报》和《亚洲时报》报道，就在富士康宣布放弃印度项目的同时，美国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将最多投资8.25亿美元在印度建设半导体组装和测试工厂。

相比给予中国企业的苛刻条件，印度政府将支付美光新厂投资70%的成本，但美国公司拥有100%股权。《亚洲时报》指出，政府正在“补贴”一家美国领先制造商，获得的却是低水平的封装、组装和测试等技术。

漫长的法律诉讼

制药业和烟草业也曾发生类似中国智能手机当下被针对的情况。

印度曾允许外资直接投资制药业，但过高的投资比例引起了印度政府警觉。2011年11月，印度当局将医药类投资划入事先审批范围。直至目前，政府对外资投资医药企业设定了74%的股权比例上限。2010年，印度也曾禁止外商直接投资烟草行业，原因与医药行业类似。

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在印度走入司法诉讼环节，也会是一场漫长的战争。

比如李嘉诚旗下和记黄埔收购沃达丰电讯业务的案件，足足耗时13年。因就是否需要扣缴额外税款存在争议，李嘉诚和印度国税局的官司从地方法院打到高等法院，再到最高法院，最后打到了国际仲裁法院。

虽然最终李嘉诚胜诉，但艰苦的诉讼过程也让一些企业不愿与印度政府部门对峙公堂。

“印度的司法效率非常低，比如在我公司所在的班加罗尔地区，一个案子的平均结案时间是5—6年。大多企业是耗不起的。”胡剑龙表示。

2016年，印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Ｔ.Ｓ.塔库尔曾公开向总理莫迪呼吁，要求雇用更多法官，以处理堆积如山的积压案件。

他描述，截至2016年印度有各级法官约2.1万人，远低于司法部20年前就设定的4万人“底线”，平均每名法官每年要接手2600宗案件。

新华社报道，《印度法律》网站的数据显示，难以统计印度全国有多少案件待处理，但仅在地方法院层面，就有超过2000万宗积案，照目前的办案速度，光处理刑事案件就得花30年，民事案件能否办完还是未知数。

外资也并非毫无胜算，2023年6月，上海电气曾发布一则辟谣公告，有自媒体发文称“上海电气被印度诈骗88亿，反被索赔21亿”，相关报道严重歪曲事实。

2008年，上海电气作为印度莎圣电站项目的主要设备及服务供应商，签署了《设备供货与服务合同》，合同金额为13.11亿美元。

上海电气称，该项目的收款已近90%，对尚未收到的尾款提起了仲裁，该仲裁已胜诉并进入执行阶段。同时印度孟买法院已于2022年驳回印度Reliance（“信实公司”）曾向上海电气提出索赔约21亿元人民币的诉讼。

“印度算是一个法治相对健全的国家，打官司都是公开透明的，并非有理没处说，只是效率低。中国企业、尤其是民企遇上纠纷往往不了了之，这是不可取的。各家企业应树立信心，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利益。”贾海涛表示，除了法律途径，通过外交途径的协调，也会是一揽子解决问题、保障中国在印企业利益的途径之一。“对中国企业的打压是对中印关系的严重破坏。两国政府就此展开对话，保障中国企业在印展开合法经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南方周末记者 徐庭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