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沫

编辑/夏沫

前言

黄河小北河段滩地纵贯于晋陕两省交界地带。胡英泽先生在前人的工作中，运用了大量关于围绕滩地问题的文献。

从生态学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地区社会历史”的解读，为我们从环境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同类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另外，环境历史学家沃斯特也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环境历史互动性改变：

第一，环境历史的各个体系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第二，从社会经济体系中寻求生存之方式的转变；第三，人们对文化观念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在艺术，思想，科学，政治等方面的体现。

具体地说，第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是：了解大自然自身，了解其在过往岁月中的结构与功能。

我们既包含了自然界的有机体，也包含了自然界的无机物，尤其是包含了作为自然界食物链一部分的人类。

其次，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了与环境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它与工具、与劳动有关，与由其所引起的社会关系有关，与人类所发明的各种生产与处理自然资源的方法有关。

在这个层次上，观念，道德，法律，神话等不同的含义构成了个体、团体与大自然的一种交流。

沃斯特相信，这三个方面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因此，本论文从三个层次的环境史角度，对这一事件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整理，并对两地民众的态度、当地政府的应对和最后的结果进行了剖析。

一、“鸡心滩”争案背后的社会、生态因素

清承明制，山西和陕西均设置行省，以黄河为天然边界，两省之间有一条天然的界线。

黄河是一条由保德州河曲到蒲州府风陵渡河的一条重要的分界线，它的主要流动方向是由北往南。

山西蒲州，于乾隆六年升为蒲州，管辖永济，临晋，虞乡，荣河，猗氏，万泉六县，永济，因边郭增置，又为府城所在地。

雍正十三年，陕西同州被提升为“郡守”，由韩城，邰阳，澄城，白水，蒲城，大荔，朝邑，华阴，华州，潼关组成。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黄河沿岸却变得越来越“热闹”。永济县沿河的几个村子，因为黄河滩地的耕地发生争执，和对面陕西的几个村子发生了一场大战，两个村子都有上千人参加。

之后，清廷派遣了工部侍郎乌尔泰、何国宗等人前来勘察，勘察了大庆关以东、明朝黄河改道之前的新河道之滩，确定了两个省份平分。

之后便派出了人手，在划定的区域周围修建了围墙，栽种了不少树木，还画了一幅地图，以示证明。

清朝的时候，这里就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这种潮滩究竟是怎么来的？后来怎样变成了可资耕作的浅滩地？

其实，黄河滩地在此区域内的产生与争议，有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自然与社会因素。

在水利上，龙门至潼关这一黄河的一部分，被称为“小北干流”。河岸的两个部分，一个在山西的永济县，一个在陕西的朝邑，另一个在华阴县。

河干在这里作了一个将近60°的急转弯，然后向东北流去。从黄河开始，就是一片辽阔的黄河中游区域，也是黄河水沙的重要源头，河道中的支流大多都经过了一片黄土高原，土壤侵蚀十分严重。

因此，在这片区域，淤积着大量的淤积物质。每年夏天，雨水越多，江面就上涨越多，对江面上的居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当大水消逝之后，这一段河流便会淤积大量的淤泥，于是便有了诸多大小不一的河中泥滩。

这些滩涂是由冲击团质构成的，地表平整，并且“地下水资源非常丰富，打井修渠，汲水灌溉，非常方便”，再加上这一区域“土壤以草甸土为主，土层厚度大，质地良好，宜农宜林宜牧”。

具有温暖的天气，充足的光热，充足的降水量，漫长的无霜期等特点，也能基本满足农作物一年两熟的需求。

二、争执不下：事件的初步解决

两国发生这样的纠纷，必然会牵扯到涉事州、县令、官员。永济知府费映建议依雍正七年之事，将永济与朝地一分为二，百姓亦无更好之策，起初“众以为允”。

却莫名其妙地“俄而其言中有变，数度派员，主张不得和谈”，两派曾被压制过的矛盾又一次加剧。

乾隆12年5月，准泰赴山西任职.陈弘谋也是在这一年的12月从湖北调到陕西的。

乾隆十三年7月，刚上任的郑太经审阅案卷，发现前永济县知县费映奎办理滩地争案，一方面因忌惮永济民风彪悍，另一方面又因偏向本地而导致“办事失准”，于是上疏弹劾，罢免其官位。

与此同时，准泰又差遣太原府通判恒庆赴蒲；陈弘谋也差遣当时的同州府令乔光烈赴蒲州；蒲州府令李更赴永济接应他；诸臣一齐赴“鸡心滩”，实地考察。

据调查，雍正七年乌尔泰和他的部下在大庆关隘的西北部修建了一道城墙，这道城墙绵延四十四公里，一直延伸到黄河的南岸。

而且，鉴于之前蒲州多次出现反抗朝廷的情况，乾隆皇帝对罢免费知县一事，也是有所顾忌的。

“山下之人，向来凶狠。倘若有人说他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子民，才被革职的，那就更麻烦了。”

他让准泰提前做好准备，并让准泰“画出折衷的边界，并在下面写上自己的签名。”

准泰建议依康熙七年的法旨，将此滩勘定，除盐碱地，以水渠为界，水渠以东为秦州属地，由潼关统领；沟西属晋，隶属于“永乐镇”的蒲州府尹。

“俾两省百姓共享地理优势，从此纷争可平息，民业得安。”显然，准泰的提议，完全是参照了以前费知县的提议，在如何处置这类案件上，并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与贡献。

三、惊动朝廷：事件的最终解决

事实上，在讨论滩地的分类时，必须先了解滩地的面积和形状。胡英泽等人的发现表明，潮滩的形态并不完全一致，这给划线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滩涂是一类独特的水土资源，在河流涨落、河流迁移等多种不确定性作用下，其面积、形态及土壤性质将会产生较大的改变。

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弄清楚这个地方的生产模式，以及生产的组织结构。

由于各沿江村庄，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差异，使得河滩地在其用地构成中所占有的比重和在其乡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一致。

胡英泽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有别于常田的耕作系统，并由此在动荡不安的滩地上，构建起了较为稳固的耕作系统。

乾隆13年农历7月，当时的鲁抚阿里衮和准泰互换职务，再次出任山西总督。阿里衮首先派出了归绥的卓尔岱、雁平道的葛尔福两位道台。

“实地勘察鸡心滩的田地，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陈弘谋也派出了榆林的道台礼山与潼商道台的李肖筠。鉴于黄河滩地纠纷的复杂与棘手，乾隆皇帝朱批：“汝两人何不面会商办?属员传言终非妥计。”

于是，两个人的见面，就这么定了下来。但作为一方之首，治所管辖范围内的财政、军政和民政，都必须经过他本人的手。

晋抚王阿里衮自太原府启程，于十五日抵达蒲州，自康熙十四年二月六日起，自西北而来。

说来也巧，就在阿里衮向南方进发的时候，正好是忠勇公傅恒平定了大、小金川叛乱，返回朝的日子，他于2月6日离开了军营，返回京，估计很快就会途经山西。

于是阿里衮便在太原布置了“我已经指派了一位文官，负责筹备担架、车马、粮草等物资，并派出特使一路护航”，然后，他就在蒲州，打算将傅恒接到蒲州。

与此同时，陕省也有更多的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事情，要求陕抚亲自处理。陈弘谋将西安的事情处理妥当后，于2月12日从西安出发。

赶往蒲城，四天后抵达蒲州，与阿里衮的军队汇合，一起向鸡心滩进发。接下来，就是仔细的勘察。

鉴于之前几次起滩地冲突都是如此，皇帝也打算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早在乾隆十四年1月18日，清政府就以大金川为要地，遣返傅恒，并特别加封他为“忠勇公”。

傅恒因要入京，必须经过晋陕两个省份，加上他在战场上立下了赫赫威名，所以在经过晋陕的时候，便派他去探察鸡心滩的情况。

不过，他想了想，若是按照这个计划，又要绕路，起码要多花费四五天的时间，“我怕会迟到，怕是赶不上三个月的期限了。”

最后，乾隆皇帝觉得这个计划不妥，下令从晋返回京，于是，傅恒终于在三个月的七日回到了京城。

结语

在整个清朝时期，此一事件只是众多黄河滩纠纷中的一个代表而已。这次的水患活动始于乾隆四五年，黄河小北线“鸡心滩”的出现，至乾隆四五年结束，时间长达十几年。

这件案子，历时久远，错综复杂，涉及的地方官吏众多，震动了整个朝堂。这十年来，山陕两国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克制和友好，可以合作利用滩地。

但随着一己之私的破坏，两地之间的容忍越来越少，到了最后，两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有时候还会爆发冲突，伤害到彼此的村庄。

此外，河道地形的变化，地方官们处理问题的风格，也极大地影响了事态的发展。这次滩地之争虽然得到了短暂的平息，但却没能阻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出现。

据胡英泽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调查，象这样的对滩和田地纠纷，不但是晋陕两省，同一省份的其他村庄，乃至同一个村庄中的许多农业合作社，都有可能出现。

从光绪朝到民国，黄河沿线村落之间仍经常发生土地纠纷，不能和谐相处。

黄河中滩地区的土地纠纷，既有自然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方面的因素。通过对这起滩地纠纷的调查，作者认为，这其中牵扯到了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黄河中滩是受其特殊的地貌和水文条件影响而形成的。

黄河流过的地方，是一个土壤侵蚀比较厉害的地方，在那里，有一条“小北干流”，河身在那里打了一个60多度的大拐角，然后转向东北。

洪水过去之后，就是一片片大小不一的浅滩。因为河床起伏不定，所以几十年内都会出现一次巨大的水流和淤积，所以才有了“三十年一变”的说法。

其次，独特的水文条件使得沿河地区的居民长期奉行着独特的农耕生活模式。自两千余年以前，这里已有耕种滩土地的记录，黄河沿岸人民对这一地区的滩涂资源都极为珍惜。

由于地处两省多县相接的独特地域，再加上上一辈的模糊，导致了案件的纷争。

胡英泽先生在他的著作《流动的土地》中也对此作了详尽的剖析。本文认为，鸡心滩地争议的最终结果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背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我国环境史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站在自然的立场上来观察历史上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深刻的分析，得出一个较为客观的结果。

参考文献：

阿里衮《奏报会勘蒲州与陕西朝邑民人互争鸡心滩地事》

傅恒《奏为遵旨知会陕抚陈弘谋、晋抚阿里衮不再往勘山陕民人控争鸡心滩案等事》

阿里衮《奏为酌议黄河鸡心滩地秦晋均分耕种永杜争竞事》

(清)李荣和等《永济县志(卷3)·山川》